7.有效应对“未富先老”的挑战

当前中国开始进入生育率下降的阶段，老龄化成了当前中国仍然处在发展阶段的重大挑战。“未富先老”，“未富”是指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正处在中等收入阶段，国家财政能力有限，人民群众可支配收入也不高；“先老”是指中国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劳动人口与养老人口的比值越来越小。过去是四个劳动人口养活一个退休老年人，现在变成三个劳动人口养活一个退休老年人，将来可能变成两个劳动人口养活一个退休老年人。具体到家庭，则可能变成一对青壮年夫妻要养活四个甚至八个老年人。中国社会中生产财富的劳动人口大幅减少，消费财富的退休人员大量增加。

因此，“未富先老”导致的问题是，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用到了养老上，而越来越难以筹措到发展战略产业的资源，财政紧张、资源短缺，需要用钱的地方特别多，可以用的资源却不足。这正是当前不仅发展中国家存在，而且发达国家也存在的困境。

发达国家存在这个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全面的福利保障体系，尤其是社会养老保障的高额支出。相对来讲，西欧和北欧国家比美国有更好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中国虽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早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国内来讲，建立更加优质、全面且城乡均等的社会福利体系的观点也越来越被人们认可。甚至社会保障方面的研究者多在以此为前提设计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比如强制要求企业单位缴纳一定比例的社保基金。

缴纳社保基金是三方共同努力为劳动者提供养老保障。这三方的第一方是劳动者，要将其个人工资的10%左右拿来缴纳社保基金，第二方是企业单位，第三方是国家财政补贴。三者加起来大概要占到劳动者工资的35%。也就是说，在不缴纳社保基金的前提下，一个劳动者的月薪为5000元，如果缴纳了社保基金，则月薪只有3250元。对于缺少现金收入的部分农民工来讲，他们宁愿要5000元工资，而不愿要虽然能带来养老保障却只有3250元的工资，原因不仅在于他们有强烈的现金收入倾向（比如等着积蓄为儿子娶媳妇），而且在于进城务工必然会有支出。以每个月必须支出2000元生活成本计，若有5000元收入，则每月可以节余3000元，若以3250元计，每个月只能节余1250元，两者相差甚大，导致农民工顾得了现在，顾不了将来。

因此，在设计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时，应当深入理解中国国情，从国情出发，寻找中国优势，发现中国资源，以有效应对中国“未富先老”的问题。

中国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以及养老资源最少而问题最多的地区在农村，具体到农村养老问题上，有两种很不同的应对老龄化的办法：一种是建立养老账户，缴纳养老保障金，农民到60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养老；另一种是非账户养老，以子女养老为主，同时辅以村庄互助养老。后者是当前中国农村普遍的现实，前者则是当前政策部门着力打造的未来。应当说，这两种办法都存在一定合理性。无论采取哪种办法，国家都要给予一定资源支持。现在的关键是，国家到底应当将支持农民养老的资源主要投入哪个方向。

仅仅从农村养老来看，农民有两个十分重要的资源或者说条件：一是村集体所有制，让每个农村老年人都有自己的住房和承包地；二是村社熟人社会传统。利用好这两个资源，村庄是可以做到低成本养老的：身体健康的农村老年人从事农业生产，不仅有收入，而且也是就业，他们由此可以将生活意义和社会交往建立在劳动之上；如果国家有一定的财政支持，村庄低龄老年人可以为高龄老年人提供相对有效的互助服务，只需要较少资源，就可以建立水平不低的基于农村资源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

在河北省临西县周楼村，村民在“健康小屋”内锻炼（2018年12月29日摄）。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8.防止过度经营县城

县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郡县治，天下安”这句话一直用来表述县的重要性。一直以来，县域经济受到充分重视，尤其在当前时期，县域经济既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保障，也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了有效途径。我们通过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就业，推动产业发展，拉动GDP增长，县域成为全国绝大多数地方政府进行决策时的重中之重。也正是因此，经营县城、发展县域经济，长期以来都是全国各地工作的重点之一；近年来全国几乎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在推动的“扩权强县”，更是为经营县城加了一把火。

中西部地区普遍有一个认识，就是中西部地区大中城市的发展尤其是省会城市的发展并不比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差太多，真正的差距是在县域经济，如果县域经济能够赶上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就可以迎头赶上。这种认识也是近年来中西部地区普遍推进“扩权强县”改革的认识依据和动力来源。

然而，问题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与中西部县域经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早在20世纪70年代，东部沿海地区就开始了乡村工业化，到世纪之交，整个东部沿海地区农民离土不离乡，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均已城市化。第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外来劳动力。密集的第二、三产业以及良好的基础设施、便利的交通和城乡一体的规划，使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不分城乡的庞大城市经济带。

虽然在这样的城市经济带内仍然存在县乡村建制，但这样的建制已名不副实，之前以农业为主的农村已经不再存在了，县域经济变成沿海城市经济带的内在组成部分。因此，东部沿海地区农村虽然名义上仍然是乡村，但实际上第二、三产业高度发展，GDP总值和人均GDP都远远高于以农业为基础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全国百强县基本上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就是这个原因。

中西部地区虽然在20世纪也一度兴办了繁荣的乡镇企业，却在20世纪90年代大量关停，乡村工业化戛然而止，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土离乡，进城进厂，农村出现了普遍的“空心化”和老龄化现象，农业变成以老年人和内生出来的数量不大却很重要的以“中农”为主的产业。

目前，全国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都十分缺少现代制造业，原因是产业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尤其是外向型加工制造业需要有几个条件：离港口近（沿海）；形成规模，以降低生产成本；基础设施好；距离市场中心近（容易获取市场信息）；可以从区域经济中获得技术支持和产业配套。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制造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经济带以及中西部大中城市，而中西部县域经济却发展不起来。

在当前全国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中西部县域发展现代制造业就更加困难了。即使从沿海发达地区淘汰下来的“落后产能”进入县域经济，也会因为成本高（配套不全）而难以生存。更麻烦的在于，中西部地区“扩权强县”，县域经济与地市争夺从沿海发达地区转移过来的“落后产能”，就会造成产业分散的规模不经济，结果就是县域经济发展不起来，地市经济也因为缺乏经济集中度而难以发展。

没有现代制造业，没有第二产业的就业，就不可能发展出像样的第三产业，县城也就不可能为进城农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在这种情况下经营县城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想方设法在县城发展房地产业，千方百计鼓励农民进县城买房。而农民用于买房的收入只能来自务农和外出务工，也就是说，经营县城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向留村务农的农民和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榨取财富，农户家庭在县城买房却没有实现就业，他们买的房就无法居住，这样就将自己一生劳动所获得的财富变成了无用且无益的房子。这样一来，经营县城就会过度汲取农民的财富，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会留下严重的县级政府的债务（无论用什么形式，比如城投公司）。

当前全国中西部地区大都正在以东部沿海地区县域经济作为目标来经营县城，这样的经营是很有风险的。过度经营县城的病一定得治。

9.防止乡村振兴中的激进主义

乡村振兴是“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当前关于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理解偏差，实践中产生了一些问题。乡村振兴必须放在中国现代化的大背景下理解。首先要理解为什么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要振兴谁的乡村。

中国现代化必然同时是城市化的过程，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农村出现了普遍的“空心化”和老龄化现象。这是现代化的必然。

农民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进程，也一定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农民进城是为了谋取更好的生活，他们在城市务工经商，积攒在城市体面安居的资本。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一部分进城农民实现了在城市体面安居的目标。他们顺利融入城市，成为城市人。他们是农民这个弱势群体中的强势群体，是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获益者，是有能力在市场经济大海中游泳的勇者。虽然出身是农民，他们却已成为地地道道的城市人。理论上他们就不再需要乡村振兴战略来为自己提供机会了。

而进城农民中仍然会有相当一部分难以在城市体面安居，他们就需要有打拼失败时农村提供的退路。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年轻时进城打拼，年老时仍然未能获得在城市体面安居的条件而可能返乡。这些进城农民本就与农村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他们来讲，乡村振兴意味着要为其进城失败保留退路。

在农民进城大潮中，有相当一部分农民仍然留守农村。留守农村的农民主要有两类群体：一类是农村老年人，包括进城失败返乡的老年人；另一类是仍然可以从农村和农业中获得收入的“中农”，这些“中农”通过获取进城农民让渡出来的各种农村获利机会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为农村提供社会服务，以此增加收入，从而可以在农村体面生活。

对留守农村的老年人和“中农”来讲，乡村振兴十分重要。留守农村农民的最大关切是能否获得与城市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否保持生产生活基本秩序等。乡村振兴战略为留村的农民提供了生产生活基本秩序，破解了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从而使留守农村的农民仍然可以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

中国现代化一定同时是城市化的过程，第二、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农业产值占比越来越低。在中国人口有接近一半为农村人口时，农民进城是大势所趋。城市比农村有着多得多的市场机会，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淘金。进城农民越多，就将越多之前在农村占用的资源和获利机会让渡出来，也就让留守农村的农民更容易捕获这些资源与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化一方面造成了农村“空心化”的结果，使农村变得萧条；另一方面又大大缓解了农村人地关系的紧张，使留守农村的农民有了更多发展机会。

从这个角度来看乡村振兴要为什么人振兴，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乡村振兴是为了农民，因为农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庞大的弱势群体。乡村振兴首先是要为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提供应对市场与城市化挑战的战略。

虽然总体来讲，农民是中国现代化中的弱势群体，但并非所有农民都是弱势群体，所以，乡村振兴尤其要为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这个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既包括可能进城失败的农民及他们的家庭，也包括留守农村的老年人和“中农”。

既然乡村振兴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服务于农民中的弱势群体，乡村振兴就显然不可能将乡村建设得比城市还好，而只是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弱势的群体提供基本保障和进城失败后的退路，这是一个底线标准，而非当前很多地方政府将乡村振兴等同于美丽乡村建设的实践。

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是为城市化与市场化中的相对弱势群体提供保障与退路，是保障性和基础性的，是为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尤其是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提供服务的。

当前乡村振兴地方实践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目中无人”，不知道乡村振兴究竟要为什么人服务，结果就是大量乡村振兴资源投入打了水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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