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降低治理成本

中国现代化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尤其需要有强大的国家能力、集中统一的领导和廉洁高效应对事务能力的行政体系。强大的国家行政能力是新中国一直以来的优势，但强大的行政能力有时容易膨胀，将本来应当由市场和社会解决的问题揽到手上，从而具有了无限责任，由此造成治理成本的居高不下。

一般来讲，建设美好生活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情，国家为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提供市场条件和法治保障。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人们就要自己到市场上打拼，就要承受市场风险。国家为个人兜底而不能代替个人去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美好生活。

任何社会都会有小概率事件。对小概率事件防范过严，往往不是防住了小概率事件，而是可能积累成更具爆炸性的大概率事件。正常社会中，一般小概率事件可以发挥社会安全阀作用，过严过细防范小概率事件，不仅防不住，而且往往造成社会安全阀的失灵，从而可能造成更严重的问题。同时，防范小概率事件必然是需要高治理成本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包括国家治理体系的正规化、规范化，国家治理能力的精准化、精细化，而且包括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对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言，首要的一条就是治理有效。治理无效，无论治理体系多么正规复杂，都不可能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在当前阶段，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巨大优势是可以举全国之力，万众一心搞建设。需要注意的是，强大的国家行政能力如果使用不当就可能变成劣势，其中最容易出现的一个误区就是进入本来应当由市场和社会调节的领域，从而代替市场与社会，导致市场与社会活力不足。有时有些基层政权会因为权力过于集中，以为可以防止小概率事件扩大，结果不仅没有防住，反而极大地提高了治理成本，造成基层治理微循环受阻，形式主义严重。

一方面，中央集权体制容易出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困境；另一方面，这种体制又是“一乱就收，一死就放，收收放放，收放自如”。也就是说，通过灵活调整，可以保持国家与社会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恰到好处的动态平衡。其中特别关键的是，这对国家行政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国家必须时刻对形势进行研判，从而决定如何及何时、何地收放权力。

保持社会活力，保证市场自由，允许基层治理出现一定的失误，使整个社会保有强大活力，同时又降低治理成本，低成本治理才可持续。

当前时期，个别地区的基层治理中过于强调精细治理和精准治理，过于防范小概率事件，这不仅造成了基层治理难以持续的高成本，而且扼杀了社会活力。这是不利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

5.防止浮财

针对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以及出现的发展困难，一些经济学家的建议看起来很“高大上”，比如“只有通过继续深化改革才能走出当前困境”，所谓“继续深化改革”，实际上就是要将更多之前未被市场化的领域推入市场。

最典型的就是他们一直认为，只要农民土地入市了，就可以产生出巨额财富，当前（以及过去和未来）走出困境的办法就是让各种生产要素进一步市场化，让农民的宅基地入市，让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以土地入市为前提），让农民进城从而在城市买房、在城市消费以拉动内需，等等。

某些经济学家甚至说，只要取消户籍制度，让农民进城按城市居民水平消费，全国就可以增加30%的内需，经济就可以持续增长。他们所不知道或不想知道的是，绝大部分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农民即使进城了，也没有钱消费。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显然不是通过将所有领域包括农民土地都市场化，从而推动一般消费，提升GDP，而是要通过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提高中国经济的品质与内涵，调整中国经济的结构。

一直以来，有些经济学家和政策部门最热衷的一件事情就是城市化带来经济高速增长。他们关心的城市化并非城市为第二、三产业发展提供最好的场所，因为城市本身的聚集可以为第二、三产业提供便利，同时，城市聚集形成规模，不仅可以降低第二、三产业的服务成本，而且可以提供第二、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便利配套和规模经济。

全国农民工规模及增速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他们关心什么呢？他们关心的是，当房价已是建筑成本的10倍甚至20倍时，让开发商建大量房子，就可以提高地价，可以提供税收，可以拉动建材需求，可以推动装修家居业，当然也可以为开发商赚取暴利。在他们看来，一平方米住房建筑成本只有2000元左右，却带动上下游约20倍的产值，这些产值最终都成为利润，进入各行各业，所有人都从住房建设中赚了钱，经济也被拉动了，中国经济因此走上高速发展道路，国家财富也突然间极大地增长了。

问题是，房子的本质是用来住的。房价推高到建筑成本的十倍，各行各业都从中赚钱了，而房子得有人来买，最后的结果就是买房子的市民拿出毕生积蓄付首付，然后一辈子成为“房奴”，通过牺牲自己的生活品质来还房贷。房价很高，导致城市生活成本也很高，城市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也面临着高房价的困扰。

之所以房价高也要买房，是因为据说进城买房是刚需。只要农民不断进城，不断有人因刚需而贷款购买城市住房，城市就有了好生意，各方面通过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建房和买房行为来推动经济增长。因为房价一直在涨，房子就等于现金，有钱人就炒房，经济条件好的有几套房，拆迁户也有几套房。结果，在城市，除刚需户买不起房以及年轻夫妻贷款买房成“房奴”以外，城市有钱人不少都有了好几套房子。

现在的问题是，只要造房子一本万利，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就一定会造出更多房子来，结果，所有刚需都满足了，而因为城市生活成本太高，年轻夫妻成为“房奴”，不愿生也生不起二胎，生育率持续下降，对住房需求的预期也下降了。突然之间住房卖不出去了，过去那些等同于现金的住房也就变成了建筑垃圾。这样大概率房价会持续下跌，中产阶层突然发现自己没钱了。

过去地方政府通过土地供给获得了大量土地财政收入，将土地财政收入用于城市基本建设，也为城市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这是土地财政的贡献。不过，很多地方政府却未充分珍惜宝贵的土地财政收入，而去做大量铺张浪费的形象工程，城市房价上去了，城市生产成本也变得无比高昂，本来建设城市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第二、三产业的，结果城市生活成本很高。

以上仅是举了浮财的一个例子，以此说明，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财富。以为只是在城市建房子然后高价卖出去，就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不断内需的想法，是十分可笑的。之所以进城农民愿意在城市高价买房子，是因为城市可以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而城市就业机会来自第二、三产业发展。过度刺激房地产，不断推高房价，形成了很多浮财，结果就是房地产业排斥了第二、三产业，最终不仅房地产业无法为城市产业发展做贡献，而且一旦泡沫破灭，必将带来严重社会后果。

同样，农民的土地也不值钱。有人盯着农民的宅基地，是希望借农民宅基地里面埋藏的“惊人财富”来搞所谓乡村振兴。这种想法当然是十分幼稚的，因为宅基地并不值钱，农民用于建房子的宅基地实际上就是一块荒地，这块荒地怎么可能像变魔术一样地变出“惊人财富”来呢？

中国不需要表面上的经济增长，而需要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来达到经济质的提高。一定要防止浮财，要警惕日本失去30年那样的悲剧。

6.保证粮食安全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中国人必须将饭碗端在自己手里。中国粮食出了问题，世界上没有国家能帮得了我们。实际上，世界上可以用于国际贸易的粮食很有限，且一旦中国粮食出现问题，很可能就因此被“卡脖子”。

当前中国主粮基本上可以做到自给有余，进口部分的主粮主要是调剂性的。中国进口玉米、大豆等粮食，每年进口量大约为1.4亿吨，用作饲料或榨油，这个进口量是比较大的，虽然不是主粮，也影响到广义上的粮食安全。中国每年的进口农产品数量，如果换算作耕地面积，据说要有五六亿亩耕地才能生产出相当数量的进口农产品。考虑到中国只有不足20亿亩耕地，复种指数一般在1.2～1.6，目前的复种指数处在低点，每年农作物种植面积只有25亿亩左右，其中粮食类作物总种植面积大概18亿亩，约占全国农作物种植面积的70%。

中国适度进口粮食既有利于保护耕地，减少耕地过度生产所带来的地力耗损，也减少了对水资源的需求，减少了农业污染。从当前中国粮食生产的实际来看，因为连续十多年粮食增产，全国甚至出现了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卖粮难，粮食价格已很多年未调整。

种粮不赚钱，农民就缺少种粮积极性，由此带来了较为普遍的土地抛荒，尤其是季节性抛荒：本来可以种三季的土地只种两季，可以种两季的土地只种了一季。如果种粮有利可图，中国耕地复种指数可以大幅提高，甚至达到1.6的最高点，这就可以增加大概8亿亩种植面积，这个种植面积保证粮食安全绰绰有余。

在当前粮食总体供过于求的情况下，粮食安全核心在于“藏粮于地”和“藏粮于技”。通过技术进步尤其是通过改良品种、提高机械化水平以及推广新种植技术，粮食产量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粮食安全”应当是动态的，并非生产越多粮食就越好，毕竟人们对粮食的需求也是有限的，生产粮食太多，供过于求导致谷贱伤农，也是严重问题。适度进口粮食尤其是进口非主粮，可以保持地力，而一旦遇到特殊情况，即可以迅速恢复土地生产能力，保证粮食供给。

当前中国完全做到了主粮自给，以及总体上的粮食安全，最重要的是，一旦遇到极端情况，在农业生产力（尤其是机械化）具备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迅速提高粮食复种指数，增加粮食种植面积，以增加粮食供给，保证粮食安全。“粮食安全”的核心是粮食生产能力。只要既保持了粮食生产能力，又有足够的粮食战略储备，就可以保证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的基础是保有耕地数量，尤其是保有高产农田数量，要坚决防止农地的非农化和非粮化。基于这样的考虑，国家近年出台的法律和政策中提出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并且要求城市规划和产业规划必须以土地规划为基础，做到“多规合一”。

甚至有个别学者和官员认为城市应当建到山上，因为平原和三角洲地带都是最适合生产粮食的肥沃耕地。这样的认识显然过于偏颇了，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因为土地多就现代化了的，现代化实现程度往往与人均耕地数量没什么关系。保护耕地走到极端，就看不到粮食生产本身也要依靠市场（粮食供需及由此决定的价格）和技术进步，而不是只靠土地。如果土地保护极端教条化，不计成本、不讲代价，其后果就不只是无法保证粮食安全，还会极大地阻碍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提高中国现代化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