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羽扇观金工作室】

接着上一期的话题，今天我们聊一聊长征时期与西北苏区的红色金融工作，完整还原一段藏在长征硝烟里、支撑着革命生命线的历史。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于都出发，开始长征。

当时苏维埃国家银行接到了命令：把所有金银、纸币、印钞机、铸币机、制币原料全部打包带走，绝不留给国民党一台机器、一张纸币、一个毫子。

于是，一支特殊的部队诞生了——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第十五大队。

当时按照中央指示，将中央机关编成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叫“红星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总指挥部。博古、洛甫、周恩来、教员、朱德、王稼祥、李德，都编在这个纵队，由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担任司令员兼政委。）

第二纵队，又名“红章纵队”，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组成，约有一万多人。（由中央组织局主任、中央党校校长李维汉担任司令员兼政委）。这支纵队东西很多，比如军委后勤部制造军火的机器，检测伤员的X光机，中央银行、财政部的银元、钞票，还有印钞机。

因为长征一开始的目的地并不是陕北，而是准备到湘西地区，同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领导的红2、红6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所以要带上所有的物资。因为当时红二、六军团已经在湘西、湘鄂川黔边界地区打下一块根据地，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十五大队的装备，不是长枪大炮，而是160多副扁担挑子，黄金、银元、纸币，还有笨重的石印机、油墨、纸张，这是整个苏维埃共和国的 “全部家当”。有14人国家银行干部在十五大队，包括毛泽民（当时他还有个身份是“总没收征发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红军总供给部长林伯渠兼任）、曹菊如（上一期提到过）、以及毛泽民当时的妻子钱希钧、红军“总没收征发委员会”委员莫钧涛等，运输员200多人，警卫连116名，由当时的中央政府总务厅长袁福清任队长，毛泽民任政委，曹菊如任党支部书记。

所以这支部队被形象地称为——“扁担银行”。

长征初期，最惨烈的一战是湘江战役。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湘江一战，红军从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红军兵力损失过半，形势万分危急。另外，在北上往湘西的路上布满了40万敌军。40万对3万，优势显然在老蒋。因此，还要不要去湘西，成为摆在红军领导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12月12日，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在湖南通道县境内召开了紧急会议。李德、博古这些“左”倾领导者仍然坚持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教员从实际出发，提出红军必须西进贵州，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教员的主张。当晚7点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

12月13日，中央红军在通道县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这次会议也被称为“通道转兵”。

但是到底要到贵州哪里，大家也不清楚。所以12月18日，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教员坚决主张，改向黔北进军，在以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教员还说，如有可能，还可以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协同作战。最终，与会多数同志接受了教员的主张。

到了12月31日，军委纵队（湘江战役后，红星红章两支纵队已经合编为军委纵队）抵达乌江边上的瓮安县猴场镇，准备强渡乌江。但“左”倾领导人依然固执己见，并不真正赞成黎平会议决定，试图再度回兵东进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合。所以又在当地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也是党史上唯一一次跨年的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黎平会议决定，再次肯定教员的主张，决定立刻强渡乌江，占领遵义。

1月7日，红军攻占遵义。

由于之前黎平会议决定要在遵义建立根据地，所以当时苏维埃国家银行就在遵义发行了纸币，也叫红军票。国家银行设在贵州军阀犹国才的公馆里，楼上楼下几十间房，使国家银行有了宽敞的业务室和库房。但是当地群众之前对苏区货币没有一点认知，只熟悉大洋、银元。那很多听众不禁要问，遵义老百姓凭啥就能接受这些苏区纸币呢？

关键是背后的担保。当时苏币以布匹、银元及食盐为保证。

遵义当时食盐紧缺，且均被官僚、军阀、地主和奸商垄断，价格很贵，让很多贫苦百姓吃不起盐，患粗脖子病的现象特别普遍。红军抵达遵义后，随即截获并没收了当时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经营的价值几十万元的盐行，以及价值5万元的香烟（因为当时贵州人喜欢抽烟、抽鸦片，贵州兵更是以“双枪”出名）。除留盐及香烟一部分在遵义、桐梓两城发给贫民外，其余在市场出售。

苏维埃国家银行就跟老百姓说，可以用红军票买低价的食盐。资料记载：“每红军钞洋1元可买盐7斤，可买白金龙香烟4罐，价值远贱于平昔。”1斤盐在当地市场的价格为1块银元，而1元苏币可以买盐7斤，这使得“红军票”顺利流通且信用很高，甚至人人争着要。所以红军就可以顺利地用红军票去采购物资。

同时，红军还对商人实行保护政策，支持他们发展贸易、活跃市场。当时毛泽民还专门到当地知名人士刘伯庄家里拜访，向他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请他出面做做工作，保证红军能按市价支付钱币买到东西。在刘伯庄等人的动员与帮助下，商店纷纷开门营业。

另外，红军允许老百姓拿着红军票到苏维埃银行换取银元。当时在遵义新城商业中心设立了6个兑换点，又在遵义周边驻有红军部队的桐梓、绥阳、鸭溪、团溪、龙溪、余庆、湄潭等地设立了19个兑换点。就是方便老百姓能随时把红军票兑换成银元，从而提高红军票的信誉。

由于国家银行有充足的现金和物资保证，发行的苏维埃钞票完全可以兑现，遵义城及附近驻有红军部队的城镇的群众和商家都乐于接纳、使用苏维埃钞票。

遵义是长征途中苏维埃国家银行唯一发行纸币的地方。据曹菊如后来回忆，银行工作人员除参加没收征发、保管分配工作外,10天里的主要任务是纸币的发行与回笼。

钱希均在回忆录《忆泽民同志两次过遵义》中记载：“本来，从江西出来时有个规定，沿途不准使用苏区纸币。但到遵义后，情况起了变化，准备在此建立根据地。因此，国家银行发行了苏区纸币，面值与光洋相等。为提高苏区纸币信誉，我们卖食盐专收苏区纸币。”

1935年1月15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会议还重新制定了红军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

为使群众利益在红军离开后不受损失，在撤离前夕，国家银行开展了紧急货币回笼工作，在红军各驻地闹市区张贴布告，设兑换处，用食盐、布匹、米、谷、香烟等物资和银圆换回民众手中的“红军票”。

钱希均回忆，“我们要撤走了，但还有部分纸币在老百姓手里未收回，林（伯渠）老和泽民商量，必须兑回这部分纸币，否则红军的声誉要受到影响。”所以教员后来说，长征是宣传队，从金融工作中也可见一斑。

虽然大规模发行纸币只有在遵义，但是长征沿途也仍然使用了一些纸币。比如现在郴州市汝城县革命历史陈列馆的库房里，有62张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货币。据捐赠人的后人介绍，那时候红军从我们这里经过，村民们把那些米、菜给红军，红军那时怀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宗旨，就把钱给村民了。红军走的时候，可以让群众把苏维埃纸币再换回银元，当时爷爷没有把纸币换回银元，也是以这种方式在默默地支持红军。

1935年2月10日出版的《红星报》（红星报是1931年12月11日由总政治部创办，1933年8月起由小平同志主编，在红军长征中，《红星》报是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唯一报纸）就发表了一篇文章《不要乱用苏维埃国币》 明确强调：“最近在我们的部队中，有些同志表现着不重视苏维埃国币、乱用苏维埃国币的现象，甚至有请运输员、请向导也用纸币的。这不仅是浪费，而且是脱离群众的现象。我们国币应该是有信用的，更是十足兑现的，但我们不一定每到一处都设有兑换处。假使不设兑换处的地方，也用纸币，必使群众受到损失，而对我们不满，结果是帮助了敌人。因此，为了争取群众，维护苏维埃国币的信用，必须反对浪费，节约苏维埃国币来买必需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