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桑：非常感谢主持人以及各位嘉宾。就我们所探讨的主题，我简单提出两点。

首先，关于进一步强化联合国的权威以及现有国际制度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强调了联合国改革的重要性以及国际制度的重要性。联合国宪章需要得到进一步维护，包括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不干预他国内政，这些都是50年前已经确立的原则，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问题是，我们已经目睹了至少在过去30年中，这些原则——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受到了一些违反，尤其是一些大国违反了这些原则，而且一些大国的行为损害了这些原则。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呢？

当然，改革是一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应对这些挑战。但自从1995年一直到现在，我们目睹了整个改革过程，对改革仍有一些疑虑。对于改革来说，我们最终需要重新分配权力，但那些已有权力的大国肯定不愿意让渡自己的权力——与其他国家分享权力并不容易。

历史告诉我们，当我们对现有秩序进行重大变革时，通常会遇到一些冲突。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往往可以看到重大变革的机会窗口。但问题是，目前为止，人类在危机爆发之前似乎都有一种惯性，想要保持现状。是否要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世界秩序才会变化呢？毫无疑问，我们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才采取行动。如果现有核武器都被点燃，人类文明最终将会终结，也就不用再提改革了。这是我的一个疑虑。

话虽这么说，我们仍然需要努力思考如何改革现有的世界秩序。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从纽约到日内瓦，到维也纳，在各个不同区域推动全球秩序的共享、共同管理。这应该是一个民主的过程，允许区域管理自己的区域事务，同时还能够与联合国保持紧密协作。

讲到我们自己的区域，东盟在过去的50多年中，一直享有相对稳定的和平和安全时期。这就是为什么东盟能够在经济上快速腾飞。当然，我们也希望欧洲能够有这样的过程，还有非盟、拉美，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发展历程。这是一种民主的方式，允许每个区域管理自己的区域事务。当然，在这么做的时候还需要与联合国进行紧密协作，这样所有区域才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

王文：谢谢哈桑先生！特别重要的观点，还是要继续捍卫联合国的权威。谢谢！郑老师，您的看法。

郑永年：谢谢！今天我们讨论全球治理危机，首先要看这个危机是怎么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个危机可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为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太依赖于美国和西方，尤其是美国。当然，美国在建立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里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所以今天美国一“退群”，我们就面临危机：美国不交会费了，联合国会有危机；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气候治理会有危机；美国不理WTO了，也是危机。这是全球范围的危机。

另外，区域危机也跟美国有关系。因为美国跟中国不同，中国有一个不干预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中国自身发生变化，其他国家不会受太大影响。但二战以后，美国的利益深度嵌入各个区域，成为各个区域秩序内在的一部分。所以今天美国从各个区域退出来，各个区域就出现了危机。欧洲是这样，中东也是这样。我想如果美国从东盟退出来的话，东盟同样会有危机。

虽然我们现在批评特朗普“退群”、从国际事务退出来，但是我觉得特朗普做的是对的，因为美国已经力不从心了，已经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来维持国际秩序了。以前我们说美国是个警察，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做得比较好的警察”，后来成了“坏警察”。现在它说我不当警察了，这样一部分全球治理就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另一方面，我们刚才在讨论“全球南方”。“全球南方”在整体崛起，但“全球南方”的声音、力量并没有体现到国际秩序，甚至区域秩序里面，所以“全球南方”也感觉到力不从心。我个人觉得，下一阶段的危机还会恶化。

刚才印度尼西亚的朋友讨论联合国改革，我个人觉得改革旧体制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有可能的话，以前的革命就不会发生，以前的战争也不会发生。革命发生、战争发生，就是因为改革不可能。

同时，我倒觉得最近也有一些好的迹象，就是美国的自我认识在改变。中美关系下一步还是非常重要的。特朗普用了“G2”这个词，王文院长曾说过：“老一辈对美国很仰视，现在年轻人对美国、对西方是比较平视的。”同样，美国也在发生变化。美国以前对中国是俯视、看不起中国，现在也是平视中国了，所以“G2”的概念也在变化。

奥巴马时期美国也提出过“G2”，但是说我可以承认你的地位，但是你要用我的规则来提供国际公共服务，我们当然不答应。现在不一样了。我个人觉得，无论是特朗普本人，还是万斯，我都把他们称为一种“新现实主义”者。美国“新现实主义”有一个假定前提，就是必须打败中国，也认为自己能打败中国。但是现在，“新现实主义”者逐渐承认，中国已经崛起了，已经打不败中国了，只能跟中国打交道、打交往。这是个积极的趋向。

在这个时候，我们这几年提出四大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这不仅仅是我们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构想，也是塑造、重塑未来世界秩序的方法论。从这一点来说，我倒不是那么悲观。美国到明年建国250年，特朗普是第一位“重返白宫”的双任总统，我觉得他还是有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美国该退的地方退，该做的地方做。

现在中美贸易战，大家都看得到谁输得多、谁赢得多。我个人的看法是，中美谈判已经远远超越了贸易谈判。我们现在跟美国考虑的不仅仅是要达成一个贸易上的协定，更要就未来的国际秩序怎么安排、国际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怎么安排达成一个协定。明年非常重要，特朗普已经宣布明年4月份要访华，深圳明年要开APEC，我想特朗普也会来。这种频繁的沟通，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个人甚至设想，尽管中国跟美国意识形态不一样，但这个世界始终需要中美的合作。因为中美两个国家如果不合作，谁也构建不了世界秩序；只有两个国家合作，改革也好、重构也好，总归可以把世界秩序往前推进。所以从大国要承担大国责任的角度来说，我还是能接受“G2”这个概念，但是这个“G2”绝对不是“分装世界”，而是“穿越式”的。我认为大国要承担大国的角色和责任，用开放的态度、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方式来重构世界体系。谢谢。

中美关系成为影响全球的重要因素

王文：谢谢郑老师。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您对于“G2”怎么想？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非常感谢主持人，非常感谢各位嘉宾。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读懂中国会议，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和大家分享我的想法。

首先我想表达我的乐观。大家可能说没有值得乐观的，但我觉得我们应该乐观。从当前的国际形势中抽身退后一步，审视当下所发生的情况。中国历史悠久，在这方面，我想习主席的全球治理倡议就能说明这一点，因为中国人比西方、比俄罗斯更了解历史。历史永远不会结束，我们要通过历史的眼光来看问题。

如果我们纵观人类整体的历史经验，而非仅限于近期的事件，那么对当前危机的认识就会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这么害怕动荡？原因很简单，今天在世界上生活的大多数人，除了特别老的人，都习惯于在一个处于规制管理下的二战后秩序中生活。这是二战后形成的一套规范，并在冷战之后继续发展。但我们需要理解并提醒自己，这个体系不是国际关系的固定规则，不是历史一以贯之的状态，而是历史的一个例外。

我们现在回到了更加传统的治理国际事务的方式，有点像几个世纪以前的方式。当然，这不是简单的重复历史，今天的具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因而我们会更加迷惑。当前有两个相互矛盾的进程：一个是冲突数量增加，地缘政治碎片化、文化文明碎片化越来越多，每个国家、国家集团、大国都各有差异；与此同时，这并不意味着整个世界分崩离析。全球化使整个世界相互联系，我们不能抹消它——既不应该，也无法做到。所以从历史、经济和文明交流上来讲，当下是一个特殊时期。

但在战争和碎片化之下，同时又有很多相互依赖，充满了风险和机会。存在的风险固然更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放弃利用机会。说实话，世界秩序不会再次复兴。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要有常识，国家利益是我们的指导原则，同时还要谨慎处事。中国提出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熬过这段时期。之后呢？也许我们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会有新的秩序，但目前不会立即出现新的秩序。

王文：谢谢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的精彩发言。接下来有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傅小强发言。

傅小强：谢谢。大变局我觉得隐藏的意思是这个世界的秩序坏了、秩序变了，所以全球治理倡议回应了国际治理秩序的需求，是人类社会对实现有序发展、维护安全和集体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追求。现在的全球治理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局部到整体，从松散到规范的漫长过程。每一次进步都蕴含了人类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对美好未来的追求。我想现在全球治理倡议提出来之后，也在经历这么一个追求的阶段。

国际治理体系本质上是特定生产方式下，国际力量对比的反映。列宁在批判帝国主义时指出：世界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种不平等是由资本主义剥削本质决定的。西方思想家康德也说过自由国家联盟制度主张，这种主张也为后世提供重要启示。

我们回顾一下全球治理的发展历史过程，大概是由拿破仑战争之后形成的以大国协调为特征的维也纳体系，然后是《日内瓦公约》、万国邮政联盟、国际电信联盟等形成的条约治理形式，而后发展到二战之后形成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集体安全体制。

随着现在世界进入大变局、动荡变革时期，全球治理就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局面。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面对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这一重大命题时，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来回答由谁治理、为谁治理、如何改革、向何处去等关键问题，为推动治理体系变革，消灭治理赤字，提供新思路和智慧源泉。

全球治理倡议实际上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秩序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比如说奉行主权平等，体现的是《礼记》提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理念，强调大国不能将自身发展、安全建立在别国不发展、不安全的基础之上。遵守国际法治体现的是“隆礼重法”的法家思想，比如说韩非子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和礼法并用。《论语》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这些与倡议中倡导的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精神完全一致。

践行多边主义体现了“协和万邦”的邦交文化，强调以和平协调国家关系，促进共同发展，并发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以人为本体现的是“仁者爱人”的人本思想，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儒家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倡议将这些理念提升到全人类高度，重视人的价值和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注重行动导向体现的是一种知行合一和经世治世的学问。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实用、理性。《论语》当中的“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和王阳明的“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倡议将中国方案落实为行动，将理念转化为现实。

所以我觉得全球治理倡议不仅回答当前国际社会对秩序核心的需求，还彰显了中国理念的连续性和创新性，也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条件下持久的生命力。可以说，中国的主张将为未来国际秩序回答前面提到的关键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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