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问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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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迎头相撞，最坏的情况是什么？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加快“走出去”，而美国也很难再次走向“孤立”，因此，两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迎面相撞实为必然。美国既没有能力和办法来改变中国，也没有能力和办法来围堵中国。未来的中美关系可能呈现出“一个世界、两种体系”的局面。[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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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人说“美国衰落”时，他们在说什么？
不管如何，美国衰落的观点本身具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在美国内部，尽管很多人也在讨论“美国衰落”问题，但这些绝非是唱衰美国，而是提醒美国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把中国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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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和中国都认为政经不可分，西方近代走的新路才需要重塑
作为政府责任的发展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内核。在这一点上，中国仍大有可为。执政党可以围绕发展继续转型，发掘新的合法性基础，通过经济发展来重塑中国的社会结构，促进社会稳定。从长远来看，这也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和为其他国家提供的一个制度选择。[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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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针对“一带一路”的竞争，本身就是中国的“胜利”
美国、德国等国一直在公开反对“一带一路”，已经造出诸多新词汇来称呼之，包括“新帝国主义”“新扩张主义”“新殖民主义”“债权帝国主义”等等。当然，也有国家变得现实起来，例如中国的邻居日本，从早先的公开怀疑甚至反对，转向近来的寻求合作。[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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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关系将来会走向何方？有四种可能
正在进行中的中美贸易战会导向怎样的中美关系？中美分别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两国间的关系基本上决定了未来国际秩序的大格局。两国关系会怎样发展？很显然，这不仅仅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中国的回应。未来变化的可能性有很多，主要有四种可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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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戾社会：如何避免个案悲剧滑向总体危机？
当前的社会暴力更多直接源于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和社会秩序某些道德“底线”的失守。这背后更深远的因素，就是中国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生活成本的提升和财富收入的畸形分配，构成了社会暴力滋生的经济背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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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之间的技术民族主义冲突
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将“中国”与“民族主义”这两个词捆绑在一起使用一直是非常常见的。“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的目的在于，将中国制造业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升级至机器人、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和半导体等更加高端的产业。不过，西方自身的民族主义情绪却扭曲了西方观察家们的视角。[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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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主，一场“福利”拍卖会
在精英民主时代，当资本和政权趋于合一的时候，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预算还是节制的；但当选票和政权趋于合一的时候，政府的公共服务上的预算就失去了控制。今天西方民主已经演变成为福利拍卖会，谁出价高，票就投给谁。[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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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看不懂十九大政治
中共不仅仅是一个执政党，更是一个使命党。中共是通过实现其使命来获取其政治合法性而执政的。这和西方的政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天的西方政党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具有进取精神了，失去了使命感。国家和社会越来越没有共识，多党制俨然已成互相否决制。[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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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国所谓的智库很悲观
中国很多学者做的都是假知识，大部分的脑子被西方殖民化了。很多连西方怎么运作都不知道，就把民主、自由等在西方独有独特历史的东西看成普世价值，拿一个西方都不见得存在的理想状态来评判中国。谁都想当公共知识分子，实际上连知识分子都还没当好呢。[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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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经济依赖，为何没阻止“萨德”
近年来跟中国在人员、经贸和文化来往上都十分紧密的韩国，此时却把自己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如果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会减少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那么亚洲国家间的经济依赖程度远不足以避免它们之间的战争。亚洲国家间的经济依赖程度不及亚洲国家与非亚洲国家之间的高，并且不存在制度化的机构来解决它们间的贸易纠纷。[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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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峰等颠覆国家政权案，西方在搞双重标准
针对周世峰等颠覆国家政权案，郑永年教授认为中国应当建立规则约束，杜绝外国力量干预本国司法。部分西方国家总是认为，只要你对付共产党、对付共产党政府的就是正确的，就是正义的，道德的，怎么样做都可以。这就是双重标准，是非常荒唐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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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病了，特朗普真的有药吗？
美国现代史上最致命枪击案、“9·11”后美国本土最严重恐怖袭击，当这样两个“之最”13日被奥兰多同性恋吧枪击案一肩扛起，美国社会的反应犹如经手了“一次电击”。当然，在“奥兰多的悲伤”背后也有人说，这是帮助特朗普赢得大选的“十月惊奇”，但回顾当年的“9·11”事件，你觉得，如果美国病了，特朗普真的有药吗？[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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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庸人政治人物时代的到来
站在世纪秩序建设的角度，刚刚在日本结束的G7（七国集团）会议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使人感到失望。首先会议没有了主题，或者被变换了主题。其次，在没有主题的情况下，集团会议越来越具有娱乐性，政治人物争相向媒体和民众表现自己的个性一面。主办国也越来越倾向于满足政治人物的表演欲望。[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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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体制”陷入困境，央地权责需要重新调整
我国要避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就必须吸取西方的教训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政府要主动进行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来保障实现公民权过程的和平和理性。这里就涉及中央和地方关系。尽管在实现公民权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但两者的法律和政策必须具有一致性。[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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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衰落导致非西方世界的民主危机
在非西方国家，如果不想步入西方式民主，那么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可替代的选择？或者说，人们需要寻找一种既能满足人们的民主权利意识但又可以避免民主政治所能带来的诸多恶性弊端的替代民主形式。这也是今天重估亚洲价值观的意义。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一种建立在亚洲价值观之上的民主是不是一个非西方的政治选择？[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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