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接下来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绘制了宏伟蓝图，指明了前进方向。

在会后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到，要“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深刻认识党在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有助于更精准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方向与发展路径。

本文节选自《中国叙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因篇幅所限，文章内容有删改。

【文/郑永年、杨丽君】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与现代性探索

自改革开放以来，海内外都在讨论中国方方面面的现代化过程和所获得的现代性。因此，即使论及中国共产党，话题也总是围绕着中国共产党做了什么、是如何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一直忽视了中国共产党本身的现代化和所获得的现代性。实际上，如果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和现代性，就很难理解其他方方面面的现代化和现代性。

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政治主体，是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党员超过1亿，大多数社会精英都在党内。传统上，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定义为“先锋队”，“先锋队”就是要起领导作用的。所以，讨论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先讨论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这1亿人现代化了，就可以带动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现代化，那么就不会有国家的现代化；如果中国共产党自身实现不了现代化，那么就会拖国家现代化的后腿；如果中国共产党自身首先实现了现代化，那么就有能力引领国家的现代化。

简单地说，中国所有其他方面（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现代化都取决于政治的现代化，也就是作为政治主体的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因此，我们可以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引入的改革称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通过不断的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重新规定了自己的现代性。在这个基础之上，才可以讨论国家的现代化和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

从这个角度来看，要认识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自我革命，就必须理解当今世界所普遍面临的政治权力危机，尤其是政党治理危机。不理解世界性的权力危机，就很难理解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自我革命的世界意义。

如何解释中国共产党的现代性？这个问题就需要把中国共产党置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启蒙运动的历史及其演进中。作为一个近代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这样的组织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它是中国近代政治启蒙的产物，是在启蒙运动中萌芽、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中外学界有这样一个共识，即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和现代政治体制的最大不同在于，传统政治体制的目的在于守旧和维持现状，而现代政治体制的目的在于转型和进步。传统体制也不是没有变化，但变化的目标在于维持现状，就是防止具有“革命性”的变化。汉朝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思想上遏制了任何可以催生重大政治变化的因子。儒家成为唯一的统治哲学，而儒家的核心就是维持统治。德国近代哲学家黑格尔就认为“中国没有历史”。的确，从秦始皇到晚清的数千年，中国只有朝代的更替，但没有基本制度的更替。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也和黑格尔的观念一致。中国学者金观涛等人的“超稳定结构”也是这个意思。人们既可以说这是传统政治体制的生命力，也可以说中国数千年缺少结构性的变化。

现在的政治体制则很不一样了，主要是因为在启蒙运动过程中牢固确立了进步的观念，社会是可以有进步的，进步可以是无止境的。从孙中山革命到蒋介石的国民党，再到共产党革命，数代中国人都在追求变化，都有一样的目标，即要改变中国，要有进步。在近代启蒙运动中，人们对从前维持旧体制的儒家个人伦理做了最激进的批评和攻击。不过，尽管从前的伦理不再可行了，但各派政治力量对未来是怎样的则没有形成共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变化？如何追求变化？变化的目的是什么？各种政治力量都持不同观点。

中国共产党选择追求最激进也最深刻的变化，这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追求的社会主义革命，用革命来推翻旧政权，彻底改造社会，确立一个全新的制度。自然，这里面也引申出今天中国所面临的种种矛盾，最主要表现为传统儒家哲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矛盾，前者的功能在于维持现状，或者为了生存而调适自己，而后者则是追求变化，而且是无穷尽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共产党加快了从原来的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这个转型方向极其明确，但是对“何谓执政党”这个问题，人们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楚，也不深刻。可以说，自从转型开始以来，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处于探索过程之中。不过，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如果一个政党仅仅是为了执政而执政，那么必然导致自身的衰落。这既明显表现在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中，也表现在今天西方那些根据选票计算其执政合法性的政党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中。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重新界定了党的现代性，即要达成解决“普遍贫穷化”问题这个革命原来的目标。不过，在重新界定现代性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努力保留着执政党的“革命性质”。比如，“干部四化”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居首，还是头等重要的，即只有“革命化”才能促成执政党在达成其所设定的新使命的同时实现现代性。

但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初的现代性主要是由国家的经济现代性所规定的，执政党的现代性不可避免地要受这种经济现代性的影响。在经济领域，中国很快形成了GDP主义。就经济发展而言，GDP主义实际上功不可没，中国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彻底改变了“贫穷社会主义”局面。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人均GDP也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不足300美元跃升到6000美元。更重要的是，中国促成了近7亿人口脱离绝对贫困状态。这些成就被国际社会视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不过，GDP主义也深刻地影响着执政党本身，影响着其党员干部的行为方式。简单地说，执政党本身被严重商业化了。在十九大报告和修改党章的说明中，中国共产党已经充分意识到商业化对党作为组织及其党员个人的负面影响。

党内出现的这些现象，或许是现代商业社会的共同现象，或者说这些现象也具有“现代性”，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但无论如何，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避免的“现代性”。如果执政党迁就这些“现代性”，随波逐流，向这些“现代性”投降，那么其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因此，中国共产党需要通过重申自己的使命，强调自己的初心，复兴其革命性，再次界定自己的现代性。如上所说，毛泽东的设想是通过“继续革命”保持执政党的现代性，但他的实验没有成功。邓小平所界定的国家经济现代性成功了，但执政党本身出现了问题。中共十八大以来，执政党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去除”政党的商业性，通过确立新的使命和建设新的制度机制，规范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行为，来重新界定党的现代性。

如前所述，在中国，“政党”的概念是近代从西方引入的，但引入之后其含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西方，政党是竞选的工具，此外并无其他功能。在中国，政党是政治行动的主体，而行动不仅仅是求生存和发展，而是引领国家各方面的发展。就是说，政党的现代性不是被变化着的环境所规定和界定的，恰恰相反，执政党要通过行动来主动规定自身的现代性，追求和获取自身的现代性。通过不断更新和规定其现代性，执政党才能在不断更新自身的同时保持引领社会发展的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