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回忆

田泽周老人回忆：

“我先回家，第二天才走岳母家。刚到不久，我铺子的一个面工就急匆匆赶来，说二哥头天晚上在洞子里闷死了！

我开初不相信，我二哥是空袭服务队的，可以自由进出洞子，怎么会闷死？

我赶回较场口，那个场面让我全身血都冷了！我二哥的尸体是我幺爸屋的一个哥哥找到的。我一看那个尸体，惊骇得一下跪倒在地。

他的头发全部被扯光，衣服撕烂，肚子破裂，人身抓得稀烂，人变了殂。二哥，他那口气是啷个落下去的哟？！

是我把他从乡下喊回来，他是替我去死的呀！

二哥那天进的是十八梯洞口（按，较场口大隧道的入口之一），门关死了，出不来。我爸从演武厅洞口进去，他把口一直贴在潮湿的石壁上，逃了一命。

但是他出来后看见二哥尸体，一下子就气疯了。我把他送到乡下，他疯疯癫癫到处乱跑，被一条疯狗咬伤，得了狂犬病。他一直断不了气，痛苦得啃床、啃碗，咬得满嘴是血。他死得也很惨。

二哥死时，二嫂同他结婚才三年，女儿才一岁多。二嫂在家闹，要离家出走，我妈急得颠颠倒倒。最后二嫂还是走了，女儿留给我妈。

几年后我妈带着我侄女去给人干活时，遇到风暴，房子倒下来，双双压死。

……”

大隧道惨案实景之一，摄于1941年6月6日

王昌禹老人回忆：

“6月5日我在南岸，第二天听说大隧道死了人，周海全（王昌禹的丈夫）也可能死了。

我赶忙过江到较场口，我一看，天哪，到处堆起死人，唯一电影院的坝子上小娃儿的尸体堆一堆，大人尸体堆一堆，没有一件衣服是好的，尸体被抓咬得血淋淋。

最让我伤心的是一个当妈妈的，一边躺着她娃儿，一边躺着她男人。她一会冲着她娃儿哭，一会又朝他男人哭。

我一下就哭起来，我男人也死了啷个办？我才19岁。

我边哭边找，没有找到我男人，下午才听说他没死，我的心放下来了。

但是，我决不愿丈夫再呆在城里。于是，我们搬到了江北茅溪乡下，从此当农民，直到现在。

多年来，我不想提那一天的事，太惨了，我一提就头痛。”

另有一位高健文老人当年是防护团队员，惨案发生时，他的左脚卡人堆里，因为一名遇难者在窒息的最后痛苦挣扎中死死抓住了他的左小腿，这导致其左腿终生残疾。根据访谈者转述：

“从洞内抬出的死尸先用各善堂常备的薄棺材装尸，后又用粗篾席包扎。

由于死尸太多，剩下的只好用20辆卡车运到朝天门河边，用50只船运到黑石子地区掩埋。

这项工作花了5天时间才告完成。而他自己所在的杂货店中有五人进了防空洞，可其他四人都再没回来。

从衣服街到木货街、草药街、百子巷、十八梯等五六条街到上，许多店面都再无人打开……”

当局用卡车将尸体运至朝天门码头，摄于1941年6月6日

以上访谈摘自李金荣、杨筱著《烽火岁月：重庆大轰炸》，类似的访谈记录在其他著作中还有很多。

我常想，梁启超批判廿四史不过“帝王将相谱牒”，倡导写“人群之历史”，我们也总是说写历史要有群众立场。这些平民百姓在动荡年代的遭遇不就是“人群史”中最朴素真实的一面吗？

没有人可以慷他人之慨，代替他们原谅日本帝国主义或国民党反动派！

国民政府的“统计”

大隧道惨案究竟死了多少人？

6月7日，防空司令部发布统计结果，“死亡461人，重伤291人。”13日，重庆市政府又公布死亡人数为“有户口可籍者644人”。上述统计数字跟现场观感差别实在太大，引发了群众强烈不满。于是7月3日，国民政府大隧道惨案特别审查委员会又发布《审查报告》，宣布死亡992人，重伤151人。

讽刺的是，惨案发生第二天，即6月6日，重庆卫戍司令部在给行政院的内部报告中却说：“截止本（六）日午后四时二十分止，三处洞口共计运出男女尸944具，童尸74具。至于洞内余存死亡数目，因隧道太深，一时无从清查。”两天后，卫戍司令部的内部报告又称，计有尸体1115具。

这算什么？“校正回归”吗？上述无论哪个统计数据，不管是公开发布的还是内部报告的，都没有人相信。

《生活》杂志推测死亡超过4000人。幸存者郭伟波在《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亲历记》中则说，“一夜之间因窒息挤压而惨死市民近万人”。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在自传《无鸟的夏天》中又称死者“约一万二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