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经济战打法，中国抄了一手好作业

理查德·格雷：最近中美在伦敦达成的“协议”——不管我们称它为协议、停火还是别的什么——其中一个有趣的点在于：普遍的看法是，华盛顿似乎在应对上有些措手不及，因为他们一直低估了中国在关键矿产出口管制方面的能力。而这其实很奇怪，因为拜登政府是早就了解这个情况，但显然并没有真正采取什么有效行动，至少行动得不够快。更广义地讲，普遍观点认为，美国对半导体实施出口管制成为一个触发点，让中国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工具化出口管制。

而当特朗普政府推行面向全球范围的关税时，中国似乎更倾向于用非常精确、有针对性的经济措施来回应美方的广泛经济手段。在当前谈判之下——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所有的细节文本——但从这届政府到之前的几届白宫，普遍都有一种认识：即中国在利用美国的依赖性、脆弱点和卡点等方面的能力，其实一直被严重低估、误判了。

所以，随着这项协议以某种形式落实——不管它是否稳固，是否包含让步——你怎么看当前的局势？美国在推进其经济手段的时候，现在要面对这些风险，看起来已经无法回避了。

埃文·费根鲍姆：我不认为美国是低估了中国的筹码，我觉得更像是美国高估了自己的筹码，这一届政府问题尤其严重。他们以为中国会像我们一样坐下来谈判、讨价还价——但当下的中国根本不愿意这么做。更何况，中国早就有充足时间做好准备。你提到的是磁体和稀土，那只是其中一部分，但其实供应链中还有很多不吸引眼球的产品，比如印刷电路板（PCB），中国在这方面是绝对主导的。如果他们切断PCB的供应，适应这种断供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中国的某些筹码是一次性的，有些则可以重复使用，但不管怎样，多元化的过程就是要花很长时间。

无论如何，现在很清楚的一点是：中国已经准备好应对当下局面了，而不像特朗普第一任期时那样被动。说得直接一点，他们确实是“向最强的对手学习”。美国这几年其实一直在打经济战，利用行政和监管工具作为国家安全和竞争政策的手段，这种打法横跨了好几届政府。中国其实照着这个架构，抄了一手好作业。

中国稀土矿 视觉中国

从体制上讲，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有的工具，中国现在基本都有：美国有“实体清单”，中国有“不可靠实体清单”；美国制裁个人，中国也制裁个人；美国制裁公司，中国也制裁公司；美国把出口管制外延化，让第三方也拒绝向中国发许可证——中国甚至在立法中写进了这种“对等”操作，这正是中国一贯谴责的“长臂管辖”。比如，《香港国安法》第29条第4款就规定：协助实施外国制裁就是违法行为。这就产生了一个典型的“双重合规问题”：你要么违反中国法律，要么违反外国法律。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精心设计的。

我之前和亚当·苏宾（他曾负责 OFAC）一起在《外交事务》上写过一篇文章，我们就指出：中国从厌恶制裁变成了热衷制裁。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总会实施制裁，但如果一直关注这个趋势，就会知道中国一直在为此做准备。他们是非常细致的博弈者，清楚自己的优势在哪。所以对我来说，这一切都不令人意外。

在一些领域，比如采矿和关键矿产方面，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确实在努力寻找替代方案——也许不能在下周四之前搞定，但长期来看是在推进的。所以这更像是短期问题，而非永久问题。但并不是所有领域都如此。有些领域里，中美双方都发现自己对彼此既有筹码也有脆弱点，没有哪一方能假定这场博弈是零代价的，这个现实情况本应该成为达成协议的动力。

问题在于，美国的本能，尤其是在技术密集型领域——而这恰恰是中国最想要的——是要“控制”；而中国的本能则是要“国产化、自立”。如果你把这种局面画作一个维恩图来看，图中美国想要“控制”的领域，和中国想要“国产化”的领域，实际上就展示着技术和知识的流动。但交汇点越来越小，既是中国想要的，也是美国还愿意给的科技。即便有特朗普授意，贝森特、卢特尼克和格里尔在伦敦提出了某些科技管制的让步，也无法改变这个基本现实。

表面上看，这个协议并不对美国有利。美国消费者从中国购买的每一样东西现在都被迫承担55%的关税。而与此同时，中国会继续出售那些美国本来在今年4月以前就能买到的稀土和磁体。我们基本上只是回到了几个月前，继续买我们原本就在买的东西——只不过这回消费者要多付55%的税。这也许不是故事的终点。贝森特特别暗示，这其中还有别的内容，对此我们拭目以待。虽然很难对这届政府给予信任，但姑且给个机会，看看到底谈成了什么。

我觉得更困难的是：考虑到总统本人的行事风格，我不相信之后不会再出什么幺蛾子。昨天卢特尼克出来说什么：“55%，这就是顶点了，我们不会再调高。” 可我不觉得他有权替特朗普做任何承诺。首先，总统本人就是“关税的超级粉丝”；第二，他会一小时一个想法地改变目标；第三，这届政府在公开场合给出了不少于五种不同的理由来解释他们要干什么——而其中一些理由是互相矛盾的。

比如：如果你的目标是“增加财政收入”，那就要维持较高、但不至于禁止贸易的关税；如果你的目标是“让制造业回流”，那关税就必须高到足以扼杀进口；如果你的目标是“和中国等国做交易”，那你就必须准备好降低关税；如果你的目标是“组建反华联盟”（贝森特曾暗示过这一点），那很抱歉，这就是在玩弄大家了，因为当初他们给所有盟友都加了税，这压根就不是组建联盟的做法。

不管怎么说，这件事还没完。但可以确定的是：现在双方都准备好了在必要时刻动用经济手段来打击对方。那种“相互脆弱性”，其实大大增加了普通人承担的成本——也正因如此，我们理应在国家安全框架下，设法达成一些“务实可行”的协议。

“中国坏，一切问题由此而生”——这种叙事根本看不清楚亚洲地区的真实面貌

李泽西：最后我想提一个“元问题”。在与一些资深亚洲政策人士交流时，我们经常听到他们感到沮丧，因为他们觉得地区专业知识如今已经不再被重视了。过去，很多人需要数十年的努力才能获得政策任命，而现在这些任命似乎更多取决于政治忠诚因素。

例如，《日经亚洲》的森安健（Ken Moriyasu）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指出在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 Armitag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相继离世后，有四位人物将成持续维护美日关系：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Hooper）、扎克·库珀（Zack Cooper）、梅根·奥沙利文（Meghan O'Sullivan）和西娅·肯德勒（Thea Kendler）。

但在特朗普圈子中，这篇文章却被批评为脱离现实，因为当下是“美国优先”的时代。所以我想问，你是否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像是在对着飓风呐喊？战略思想者在当下的美国政府中，能如何重新获得影响力？

埃文·费根鲍姆：是的，我确实有时候觉得自己像是在对着飓风大喊。虽然我不折不扣是“华盛顿战略圈”一员，但我们过去40分钟谈到的很多内容，其实都和当前两党共识有些不合拍。而且，在过去15年里，华盛顿谈论亚洲的方式基本都是这样：中国坏，盟友好，四方机制万岁，印太战略好，大家都怕中国，赶紧联合起来对抗它。

但正如我跟你说的，这种说法更多体现的是美国的幻想与梦境。而因为我生活在没有独角兽和妖精的现实世界中，我认为美国现在非常需要的是一个基于现实的亚洲视角。

“印太战略”本身就是个例子。虽然我本人是支持“印太概念”的，原因也跟我一开始回答理查德关于我职业生涯的问题时提到的一样——我认为亚洲地区更有机地融合是大势所趋。但考虑我们刚才谈到的经济和贸易议题，当下由三个贸易协定设定规则：CPTPP、RCEP、DEPA。谁被排除在这三个协议之外？美国和印度。也就是说，印太区域中，印度洋那头最大的经济体和太平洋这边最大的经济体都不在其中。那你说你在谈“印太战略”，但既没有“印”，也没有“太”，这还算什么“印太”？你其实说的就是“亚洲”。

而华盛顿的主流话语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现实。所以回到你问的问题，我认为即便没有特朗普、没有“美国优先”这些因素，华盛顿对亚洲的讨论本身就已经跟现实有点脱节了。

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当然是自利地希望美国在这个地区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即使美国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保持“霸权”，它仍然有可能通过适应现实来维持长期的领导地位。但我们现在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至于你更具体的问题——我其实并不认为战略家必须是某一区域的专家。你刚提到的阿米蒂奇和奈，两位都是我曾经的上司或导师，是美日同盟的坚定支持者，但他们其实都不会说日语。但他们有什么特质？他们都极其有经验、与日本关系深厚，是有战略头脑的政策制定者，而且都非常重视这个同盟。特别是阿米蒂奇，他对美日同盟的重要性有非常强的信念。2005年，当他和鲍威尔离开国务院时，在告别派对上，他把手搭在我肩膀上对我说：“接下来就交给你了。你要帮忙把这段美日关系延续下去。”

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

举个例子：当我后来担任负责中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时，心里想着阿米蒂奇，我组织了美日第一次关于中亚的磋商机制，而且不只是外交部对外交部，我们还请来了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来谈项目融资，请了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来谈援助项目。

所以，不管是全局型战略家，还是区域型专家，都需要有一个基于现实的广阔视野。如果美国人看待亚洲的窗口太过以安全为中心、太过局限在军事同盟这一块，那么他们会错过完整亚洲图景的大部分内容。我认为这才是我们应该强调的方向，而不是你提到的其他人所焦虑的问题。

美国最好的战略家应该认真思考如何应对中国的竞争。美国最好的战略家也应该认真思考亚洲在全球战略中扮演的角色。像阿米蒂奇、佐利克（Bob Zoellick）、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这些人，他们都非常重视美国与亚洲的关系和伙伴体系。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成为我们这代人的楷模和导师。

所以，这不是代际问题，也不是专业背景问题，而是你是否能形成一个全面、现实的亚洲观。我担心的是——不仅仅是因为特朗普——在整个两党体系中，我们正在丧失这种现实主义思维。

我们也在丧失与历史的连接。比如像艾伦·罗姆伯格（Alan Romberg）那样的人已经不多了。他对台湾问题极其了解，深知背后的中美外交共识和历史谈判过程。而如今我们太容易陷入一种过于简化的叙事——比如我刚才调侃过的那种：“中国坏，一切问题由此而生”的思维。如果你从这个起点出发，那么你就看不清楚整个亚洲地区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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