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不会出现所谓的“中美G2”前景

李泽西：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在面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你最近也曾指出，本地区一些国家或许可以通过从两强中分别获取好处而坐收渔翁之利。然而，特朗普的交易主义和他不同寻常的外交方针，是否会改变这种局面？比如，5月份中美贸易战的停火规模就出乎很多人意料，中国在某些方面拿到的条件甚至比英国还要好，这引发了一些人对“G2”（中美共管格局）可能形成的担忧。

特别是在澳大利亚，这种担忧让反对与美国进一步战略结盟的论调更有市场，有人主张，美国完全有可能像尼克松突然访华一样，把澳大利亚“晾在一边”，让时任澳政府在亚洲陷入尴尬的外交处境。那么你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对地区的影响将会如何演变？

埃文·费根鲍姆：亚洲不会出现所谓的“G2”，因为正如我之前说过的，这里有很多实力可观、能力强、优先考虑自身利益的国家，它们都有权对本地区的未来格局发表意见。

这点在贸易领域显而易见。我有时会讲这样一个故事：2016年时，奥巴马总统在为美国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辩护时，其中一个论点就是：如果美国不来制定本地区规则，规则就将由中国制定。这是一种不同形式的“G2”设想——也就是说，不是中美共同写规则，而是一种地区“两极化”趋势：如果美国不做这件事，中国就会做；要么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格局，要么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格局。

但正如我们所知（澳大利亚尤其清楚，因为澳大利亚在这件事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连TPP的故事都根本没有像所预想的那样发展。假如奥巴马说的是对的，那么当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TPP时，接下来应该发生的是什么？中国应该进场，成为制定规则的一方。但我们知道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其余11个国家反而联合起来达成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而中美都没有参与这个新协定。

2018年3月，智利等11国签署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我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其他国家确实有投票权，有发言权，甚至有能力自己制定规则。

我曾经主张，在安全领域之外，本地区的未来更可能走向碎片化：会有许多不同规则，涉及不同领域和不同职能。接下来本地区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谁来整合这些规则，怎么整合，是否能推动本地区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和发展。

比如说，看看数据经济，跨境数据规则在不同国家差异非常大。印度的数据本地化规定，美国方面非常不满意；韩国的数据本地化要求也很严格。所以在这个领域，实际上是一个拼接出来的“规则拼图”，你根本无法用一个“G2战略概念”去套用它。

换句话说，这个地区不是中美逐鹿的舞台，而将出现一系列根据具体情况而形成的灵活联盟。本地区的演变轨迹，将取决于这些规则制定是否开放、市场驱动和稳定，以及谁遵守这些规则、如何执行这些规则。

你隐含的问题是：美中是否可能私下达成协议，无视其他国家的利益？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因为中美缺乏互信。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G2”会是什么样子？美国必须愿意放弃自己的同盟体系；中国会要求美国放弃台湾地区；而美国则会要求中国改变部分国内制度。特朗普的“交易主义”，本质上也是极其有限、具体问题导向的交易主义，它并不是那种“战略层面共管世界”的交易主义。

所以我认为，这样的“G2”根本看不到成形的前景。即便有些人担忧这种可能性，那也是出于特定问题上的战术性顾虑，认为他们的一些特殊利益可能被牺牲。

我不认为有哪个严肃的政策制定者真的认为中美会联合起来，替所有人决定本地区的未来。这个想法本身就非常荒谬。

美国的政策太“以中国为中心”、太“以安全为中心”

理查德·格雷：我想再讨论下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演讲。他关于自己是否会讨论非安全问题上给出了一种说法：他在谈论议题时，会试图将经济与安全剥离开来，但未必会将社会或道德问题与安全剥离。他明确提到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国防部不会就气候变化对亚洲说教。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焦点，因为如果你正在对南亚和东南亚的代表说，你不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说教他们，这似乎与他们的担忧非常脱节：印尼正在迁都、印度正在失去数百万公顷可耕地、湄公河三角洲预计将被淹没——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你说美国不应对别国居高临下地说教，那是一回事；但若你完全忽视了这些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路径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你偏偏选择对此保持沉默，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埃文·费根鲍姆：首先，我不接受“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对该地区国家进行说教”这一前提。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

如果你去看看太平洋岛国，比如瓦努阿图，他们其实是向西方国家在国际组织中提出气候变化相关诉讼的一方。是这些小国，比如瓦努阿图、斐济、基里巴斯、图瓦卢、汤加，对气候变化问题高度敏感，对它们来说这是关乎生存的问题。

瓦努阿图（Vanuatu）和部分南太平洋岛国位置。

而美国却总是只想谈中国、谈战略竞争。如果你跟太平洋地区的人交流，他们会说：如果美国只愿意谈如何对抗中国，而不愿意谈气候变化问题，那么美国就没有回应他们真正关心的议题，因为气候问题对他们而言是生死攸关的。

所以，实事求是地讲，赫格塞斯所表达的，是一个意识形态立场，主要源自美国国内政治和气候/绿色能源辩论。但现实却是，反而是这些本地区国家一直想就这些议题和美国（以及中国）进行对话。

如果你把这些议题从合作清单上划掉，那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东南亚以及其他地区，尤其是在那些小岛国，人们会觉得美国根本不关心他们真正在乎的议题。

即便你的目标只是与中国竞争，那也是一个很糟糕的起点——因为如果别人觉得你对他们的存亡议题毫不关心，你是无法获得认同或影响力的。我认为这就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影响力受限的一个关键因素。

你再把这点与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当前的处境、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开发融资状况联系起来——情况只会更糟。所以，我认为核心问题是：正如我前面说的，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政策太“以中国为中心”、太“以安全为中心”。

我理解赫格塞斯和科尔比想表达的内容——他们的意思是：美国过去在对本地区国家的国内政治问题指手画脚，效果并不总是很好。那么我们把气候变化放一边，来谈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国内政治。即便你认为美国没有能力奢望在本地区搞“价值中立外交政策”（我也认为确实没有能力奢望），主张“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外交政策在亚洲也确实可能行不通。

拜登总统在试图以“民主对抗威权”作为外交政策框架时就碰了钉子。地区国家普遍回应说：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强行把所有人套进你设定的价值框架——不适用于亚洲。我们应该认真看待这种观点，因为许多亚洲人就是这么认为的。

而且老实讲，要想在战略上有效应对中国，美国也必须与像越南这样的国家合作，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显然不是开放、民主或有政治美德的典范。

但我并不认为赫格塞斯和科尔比本意是要展开“去意识形态化”的政策。我认为他们真正的意思是：他们想要一个极度聚焦于与中国竞争的政策框架，而将其他所有议题都降为次要或更次要的位置。

这就又把我们带回之前讨论的问题：与中国的安全竞争并非对其他国家的发展轨迹无关，但也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一切。

因为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增长、发展、技能提升、可持续性和创新。而中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也需要在这方面有积极贡献。美国不能简单说：“别管这些了，我们只谈安全，你应该害怕中国，非常害怕；只要你够害怕，那其他一切都是浮云。”这并不是本地区现实的正确反映，这就是问题所在。

顺便说一句，即便是在安全领域，如果你关注越南的政策轨迹，你会发现越南目前基本是由警察和安全体系的人掌权，他们在很多方面其实还挺喜欢中国的。自从苏林（To Lam）上台以来，越南政治局几乎每隔一两周就有人去北京拍照、会谈，讨论如何在国内安全与警务方面协调合作。

所以，尽管在对外安全方面，美国可能是越南的首选合作伙伴，但在对内安全方面，首选就是中国，而且他们有很多相似的思维方式。

因此，正如我在卡内基的一些同事——希娜·格莱滕斯（Sheena Greitens）和孔适海（Isaac Kardon）——所写到的那样，即使是在本该是美国“天然伙伴”的国家，安全议题也正变得更加多维、更加复杂。而我不确定现在美国国防部给出的战略框架，是否真正反映出这种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