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AUKUS是有必要的，澳大利亚要做好心理准备

李泽西：在国际安全方面，最近有一则重要新闻，引起了很多澳大利亚人的关注——据称埃尔布里奇·科尔比正在主导一项关于AUKUS（澳英美安全联盟）的审查。五角大楼的相关声明写道：“赫格塞斯明确表示，这意味着要确保我们的军人保持最高的战备状态，盟友必须完全承担起集体防御的责任，并确保国防工业基础满足我们的需求。”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最近拒绝了赫格塞斯提出的将国防开支提升至GDP的3.5%的要求，因此很多人认为这项审查可能是为了迫使澳大利亚接受这一要求。也有人说这只是例行审查，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怎么看？这会对美澳联盟产生什么影响？

埃文·费根鲍姆：我认为，在过去十年里，围绕美澳联盟有很多“摇旗欢呼式”（rah-rah）的热情，我本人也是“欢呼者”——我长期参与澳美领导力对话（Australian-American Leadership Dialogue），还担任过该对话的共同主席。我认为，无论对美国还是澳大利亚来说，将这个联盟进一步扩展，特别是在安全领域（当然不局限于此），以便为印太地区可能发生的高强度冲突做好准备，这都是符合双方利益的。

但在这些欢呼声的背后，其实存在很多预期落差和矛盾，而这些问题并没有被认真地公开讨论。我曾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持编辑过一份大型联盟评估报告，深入探讨了地区战略、兵力部署、防务创新，以及科技合作方面的问题。因为，尽管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赫格塞斯鼓吹“3%、3.5%”的国防开支目标，但预算问题其实掩盖了更关键的预期差距，而这些差距才是真正重要的。

海格塞斯在2025年5月31日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主旨讲话 来源：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美澳两国的国防战略虽然非常接近，但其实并不完全一致。美国现在越来越多地提高对澳大利亚的预期门槛，希望美军在澳大利亚的轮换部队能与美国整体战争规划紧密融合——这种做法，即便是对保守派来说，恐怕也会因涉及到澳大利亚主权和“预先承诺”（pre-commitment）的敏感问题而面临抵触，相关担忧不局限于某一党派。

这些内容需要被公开讨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就联盟预期差距展开过真正严肃的公开对话，而我们必须进行这样的对话。

另一个问题是地理焦点的不同。传统上，澳大利亚的防御战略更关注其近邻地区，而美国的关注点则主要集中在某一特定应对情境上（即对华冲突）。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进行一次联盟评估——更不用说是对AUKUS的评估——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尤其是要明确这意味着什么：对美国的能力构建意味着什么、对联盟的职责和角色意味着什么、对澳大利亚国防预算的影响又是什么。如果太多预算都被用于AUKUS的两大支柱，那这次评估其实是很有必要的，我认为这次评估基本上是例行的。

我认为这次评估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政治震荡，以至于总理都不得不站出来回应，是因为美国似乎在暗示国防开支与美国对AUKUS的态度之间的联系。在你提到的《金融时报》报道中——这是德梅特里的独家新闻——这一联系几乎是明说的：基本意思是，澳大利亚国防开支必须达到3.5%，否则可能就取消AUKUS。这在澳大利亚政坛是极具政治爆炸性的说法。

即使是在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在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之后，工党的基层选民对于AUKUS的态度，在党内政治中，仍然与国防部或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Richard Marles）所公开展示的立场之间存在不小的落差。这会在澳大利亚政坛引发复杂的交叉影响。

不过，我认为目前对于政府来说也存在一个机会窗口：考虑到自由党目前的处境，政府其实可以在更高的国防开支问题上推动跨党派、跨议会的共识。而美国方面的相关压力也不会减弱。我认为，这种压力既是出于能力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因为美国现在考虑联盟“职责分配”和“角色定位”的方式已经与以往不同了。这不是你站出来对着镜头讲一两句话就能解决的。

澳大利亚确实有提高国防开支的空间。正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查尔斯·埃德尔（Charles Edel）在我读过的另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澳大利亚在防务抉择上其实面临相当艰难的选择，因为AUKUS耗费了预算中的巨额资金。结果是，即便澳大利亚的整体国防开支在上升，但与其他美国盟友相比，其增速和增长幅度都显得不足。

因此，我认为这个问题不会自己消失，美国方面的压力也不会放松。我不认为AUKUS会被取消，但我确实认为，这次评估预示着未来的更大挑战。而澳大利亚国防机构似乎已经有心理准备，但问题在于：澳大利亚的政治阶层和公众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政府尚未真正取得公众的社会许可来支持这一切——他们迟早需要去争取民众的支持。

“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中国的廉价产品？”——抱歉，这是70年代的观点

理查德·格雷：我最近在中国广州，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城市的某些部分仿佛就是美国人想象中的中国的时间胶囊。在美国人眼中，中国是一个纺织工厂的国家，而不是一个资本动员能力强大、科技先进、拥有政治力量的国家。我觉得“纺织”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用来思考中国的发展。

但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一个正在实现数字化的中国，这样的类比就不太合适了。确实，如果你走进一家华为门店，会看到他们的设备看起来和MacBook很像，只是运行的是Windows系统。但在很多领域，比如电动车、电池、变压器以及交通系统，中国在很多方面正快速实现“弯道超车”。所以在美国人的认知中，我们往往觉得中国只是在复制，而不是在创新。

但我认为，这一认知正在迅速改变。你如何看待中美在我们关心的安全技术领域中的力量平衡变化？如果世界由中国科技主导，会是什么样子？

埃文·费根鲍姆：我觉得用“纺织”来做隐喻，并不能很好地代表中国的发展方向。我认为一个更好的比喻是深圳的硬件生态系统——如果你想在广东省范围内找一个参照点的话——而不是广州。因为深圳的硬件生态系统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亚洲其他地方也在尝试复制这个生态，但没有哪个地方能像深圳那样：能够快速进行原型设计、制造、产品迭代，并且不断优化创新，而且这一切都在一个地理位置非常集中的区域内完成，深圳就像是一个硬件的“仙境”。

现在我想到“纺织”，反而更多是柬埔寨、孟加拉国、东南亚、南亚这些地方，而且往往伴随着中国的投资。在这些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外国投资来源是谁？是中国。很多所谓的“中国加一”布局，其实就是中国企业搬过去了，还把它们的跨国合作伙伴一并带过去。

第十四届中国航展将于11月8日开幕，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自主研制的“翼龙-3”无人机日前在航展备展期间首次公开亮相。

所以我对中国发展方向的比喻，一是深圳那种硬件生态；二是硬件与软件的整合，比如你可以从无人机行业中看到。

为什么大疆（DJI）是市场领导者？他们的无人机是一个硬件系统，但据我了解，系统里运行的是微软的软件。这是中国掌握硬件之后，又学会如何把软件和硬件整合，做出一个让它成为市场领导者的产品——而且这背后往往还有跨国企业的协助。世界上其实没有太多地方能够成功复制这一点。

比如我们来看台湾，台湾在硬件方面非常擅长，但软件就不是那么突出，软硬件整合能力也不是很强。所以如果想和中国竞争，或是建立一个对中国的替代中心，那就必须打造一种替代的硬件生态系统。这不仅仅是换一个地方建厂的问题，因为深圳的能力在于它可以在很短的产品周期内快速迭代，而这一点只有中国掌握得最好。

其次，在很多新兴和基础行业中，要能够把软件和硬件整合到一个非常有创意且实用的层面。今后会有很多类似的产业。

在我们谈到电动车、半导体、机器人、生命科学以及其他创新技术之前，有一点需要指出：中国在制造自动化和先进制造方面做得比其他国家都好。其他国家虽然也在尝试，但效果远不如中国。因此，仅就硬件生态系统而言，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会保持领先地位。

关于创新，还需要深入具体到每个行业。很难一概而论，比如：在半导体领域，中国不算成功；但在电动车供应链方面就成功得多；生命科学和生物科技方面的故事则更加复杂。

中国第一代生物科技公司大多是合同研究组织，但这些公司现在越来越具有创新能力。中国拥有14亿人口，占全球癌症病例的26%至27%，因此中国在开发自有创新药物和疗法方面，也不令人意外，逐步形成了自身的生命科学生态系统。

所以第一个关注点是：中国会有多大程度的创新？第二是：中国将在多大程度上主导市场？第三则是：美国和其他国家是否愿意参与这个过程？

我有时会开玩笑说，如果中国科学家真的治愈了癌症，华盛顿一半的人会说，“天哪，这太糟糕了，他们肯定是偷的技术，临床试验一定是假的”。可如果有人真的治好了癌症，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跨国创新中所忽视的地方：如果把一切都视为国家安全问题，哪怕是生物科技和生命科学领域，那我们就会失去这种跨国合作与共同创新的可能性。在我看来，没有哪个领域比生命科学更能体现这一点。因为中国将会开发出一些以中国乃至全球南方为对象的药物和治疗手段，而西方——尤其是我的祖国美国——可能会选择退出这个生态系统。我不确定这是否对科学有益。

而且，这种退出无视了一个事实：中国在这些领域确实正在进行创新。这回答了你的问题吗？

理查德·格雷：是的，我觉得你说得对。我提“广州纺织”，是指那是美国人对中国认知的一个时间胶囊。

埃文·费根鲍姆：我不认为美国人是那样看的。我觉得美国人中只有一个很小的群体，才认为中国还停留在上世纪70年代。有一部分美国人认为中国就像金刚或者哥斯拉一样，正在用科技占领整个世界。还有一部分人会说，如果中国真在这么做，那是因为他们偷了技术，并不是靠创新来的。还有一部分人倒不是说中国像时间胶囊，而是觉得中国只生产劣质品、廉价货。你看看X上那些评论区（原推特），很多人都在说：“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中国的廉价产品？”抱歉，这才是70年代的观点。

说到你提的“纺织”例子，我前不久在一次会议上，和一位非常高级的美国官员进行了一场关于技术的讨论。在那场讨论中，这位官员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如果中国永远缝袜子、做内衣，我是不会不高兴的。但要是他们搞高科技，我就不太开心了。”我当时大概回了句：“听着，伙计，中国可不是从1983年起就只缝袜子和做内衣的，他们的科技生态圈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你要是只希望他们缝袜子，那你起码晚了25年了。”我确实认为社会上还有这样的人，但不多了。

如今的主流叙事是：中国正在以对美国工业和科技基础不利的方式占领世界。这场辩论确实值得展开。因为这背后有国家安全的重大影响——因为很多新兴技术和基础技术都具有“军民两用”的属性。如果中国掌握了人工智能或高速计算，它们不仅能在生物医药方面做出惊人成就，也能用于模拟核武器试验，以及其他很多事情。

这是一个合理的观点，但我们到现在都还没弄清楚，如何划分“安全领域”和“非安全领域”的科技合作，也没有找到一个平衡点。就像我刚才在生命科学领域说的，假如中国能帮助治疗癌症，我们就应该对此感到高兴。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有亲人死于癌症，那你就会觉得：如果真有办法治疗癌症，那绝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目前的辩论真正缺失的是：这并不是一个“中国是庞然大物”还是“中国还很落后”的二元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在某些领域主导，在某些领域正在追赶，在另一些领域还很落后——在这样一个复杂现实中，美国如何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思考美国希望从中美科技关系中得到什么？如果我们的答案是“不希望有任何关系”，那我们会因此失去什么？就我个人观点来看，尤其在生物医药领域，美国的确会因此损失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