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胜劣汰的竞争

2007年，豪尔赫·瓜哈尔多（Jorge Guajardo）作为墨西哥新任驻华大使来到北京，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说服中国企业在墨西哥建厂。考虑到墨西哥存在许多低成本的汽车工厂，那里对中国新兴车企来说似乎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如果瓜哈尔多认为这项任务很轻松，与比亚迪公司代表的一场会面将证明他的想法大错特错。当时，比亚迪还是一家鲜为人知的电池制造商，为诺基亚与摩托罗拉手机供货。企业创始人王传福刚刚收购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国有汽车企业。会谈期间，他打断了关于美国贸易规则的讨论。

“电池约占汽车（成本）的50%，我永远不会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生产电池，”瓜哈尔多回忆对方这样说。“那还是2007年，我们都觉得这话很离谱。”

回首往事，现居华盛顿特区的瓜哈尔多承认，比亚迪老板王传福的拒绝“非常有道理。他有一个愿景......他当时就在构思‘电动’了”。

如今，得到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旗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入股的比亚迪，被业内专家视作德国、法国、美国和日本传统汽车工业正面临存亡挑战的象征。根据上海谋拓商务咨询公司（Automobility）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比亚迪在中国卖出了115万辆汽车，占全球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与电池汽车总销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比亚迪还是全球第二大电池生产商，其垂直整合的业务模式令特斯拉和大众汽车羡慕不已。

与全球电动汽车电池巨头宁德时代一道，王传福的公司也是关于私营企业的智慧如何与中国政府产业政策相结合，在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领域建立主导地位的最显著例子之一。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从2009年到2021年，中国政府在电动汽车领域的累计投入超过1250亿美元。

中国做事的效率高到近乎无情。为了优先发展本土产业，政府对地方提出了严格要求。自2016年起，韩国的主要电池制造商LG、SK与三星不再能够获得慷慨的补贴，这为宁德时代与比亚迪的蓬勃兴起创造了条件。

今天中国在制造清洁技术产品方面具备的优势，得益于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

高盛的数据显示，在中国建造一座电动汽车工厂的耗时约为其他国家的三分之一，而在美国建厂的成本比在中国高出近80%。伯恩斯坦称，美国某些制造业的成本可能是中国的三倍以上。这凸显了中国的竞争对手不仅要面对有限的资源获取渠道、更高的前期技术投入成本，还要应对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及更高的环境标准。

太阳能和风能领域的情况也类似。国际能源署（IEA）介绍，得益于庞大的国内需求，中国多晶硅的生产与加工成本仅为欧洲产品价格的三分之二。根据标准普尔的数据，中国风力涡轮机的价格是西方竞争对手的一半。

马佐科说，在这些行业中，重要的是承认私营部门激烈竞争的作用。“这是外界所忽视的：我们认为这只是关于补贴的问题。但事实上，同样是因为（中国公司）能在十分残酷的环境中战胜国内竞争对手，”她说。“他们都是最善于从运营中挤出每一分利益的佼佼者。”

武器还是野火

分析人士声称，中国清洁技术产业的扩张，与多年来因产自中国的廉价钢铁、水泥和铝充斥国际市场所造成的地缘政治与经济混乱，形成了明显呼应。对中国制造的抱怨导致双边关系陷入有毒且紧张的氛围，在世界贸易组织层面引发了棘手争端。

例如，根据挪威咨询公司Rystad Energy的数据，由于供大于求，价值约70亿欧元的中国产太阳能电池板目前正堆放在欧洲的仓库里。这些库存大约能满足伦敦和巴黎所有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此外，西方还有更深层面的担忧：过度依赖中国，而中国似乎正越来越愿意将这种主导地位当做武器，就像关于镓的出口管制措施那样。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芬纳尔认为，虽然中国对某些原材料领域的主导“似乎是一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但随着时间推移，美国依然有办法降低所面临的风险。“如果采取逐个击破，优先攻克那些与国防工业息息相关的问题......美国依然可以着手填补漏洞。”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戈尔则认为，中国政府在利用清洁能源技术的优势时也需要谨慎，因为中国在许多高科技产品方面同样高度依赖西方。“这可能也会令中国头痛。”

不过，其他专家认为，西方决策者最终需要直面两个相互矛盾的战略重心，并做出抉择：究竟是选择与中国“脱钩”来实现其国家安全目标，还是与中国合作来实现其气候与经济领域的目标？

贝弗里奇直言：“一方面，你确实想要保护（西方的）这些产业；另一方面，野火正在地中海地区肆虐。你会怎么做？”

（原文于8月9日发布在《金融时报》评论版，原标题：“中国如何主导清洁技术市场。”How China cornered the market for clean tech）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