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机制

为了理解欺凌行为，了解欺凌者和受欺凌者各自的特征十分必要。我们此前已讨论了一些重要的特征。但是，由于欺凌是一种群体现象，我们将简要介绍一些机制，可以假定它们在多个个体参与欺凌时发挥了作用。

许多研究表明，儿童和成年人在观察到其他“榜样”的攻击性行为后，可能会表现得更具攻击性。当观察者对榜样持积极态度，例如认为他坚韧、无畏、坚强时，这种感染效果会更强。它同样适用于欺凌情景，即欺凌者被他人视为“榜样”。受此“榜样效应”影响最深的可能是这类学生：他们本身多多少少缺乏安全感，对他人有较强的依赖性（被动型欺凌者、追随者），他们在同龄人中地位较低，想要表现自己。我们用“社会传染”来形容这种影响。

校园欺凌题材日剧《人生》剧照

另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机制，是削弱自身对攻击性倾向的控制或抑制。主要原理是，观察者看到“榜样”因攻击性行为而获得“奖励”时，往往会减少自身对攻击性行为的“抑制”（即一般性的克制和控制）。相反，如果看到“榜样”的行为引发了负面结果，观察者往往也会抑制自己做出同样的行为。

在欺凌发生的语境中，该机制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发挥作用：“榜样”（一个或多个欺凌者）通常会通过“战胜”受欺凌者来获得收益。此外，从前面的研究中可以明显看出，教师、家长和同龄人只能在非常有限的程度内对这种行为进行干预。这些因素共同削弱了那些持“中立”立场或旁观的学生对自身攻击性倾向的控制，导致他们参与欺凌。考虑到这些机制的存在，成年人和同龄人对持续欺凌行为的干预阻止，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个影响机制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通常和蔼可亲、不具攻击性的学生，有时会毫无顾忌地参与欺凌。这就是个人责任感的降低。在社会心理学中，众所周知，当多个人共同进行某项活动时，他们对欺凌等消极行为的个人责任感可能会大大降低。这种责任的“扩散”或“淡化”，也会导致欺凌事件发生后参与者产生的内疚感更少。

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们对受欺凌者的看法甚至可能会发生变化。由于反复受到攻击和有辱人格的评价，受欺凌者将逐渐被同伴视作一个毫无价值的人，就是个“受气包”，理应被侵扰。这种认知的变化也会弱化欺凌者可能存在的内疚感。

其他因素

广泛的国际研究表明，观看过大量电视、视频和电影中暴力镜头的儿童及青少年，往往会更具攻击性，对于受欺凌者也会表现出更少的同情。尽管还没有研究直接评估了欺凌行为可能的影响因素，但根据目前所有的研究结论，我们有理由认为，媒体的负面引导至少会在某种程度上提高欺凌的程度。

遗传因素也可能会影响攻击性或焦虑反应模式的发展，例如通过儿童的性格发挥作用。然而，这些因素可能只起到了次要和间接的作用。

先前对于促使欺凌问题出现和持续的因素所进行的调查，并不能完全解释我们目前所了解的状况。挪威和瑞典的大型研究（这是我们仍在进行中的研究）有望就此问题为我们提供某些方面的新见解和新知识，但毫无疑问，我们目前对于欺凌的认知和应对方式，还不足以建立系统性的干预机制。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欺凌问题

在全国范围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学校之间欺凌问题的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在某些学校，学生被欺凌的风险是同一社区内其他学校的4~5倍。

概括来说，学校或地区之间这种在欺凌问题上的程度差异，可以被视为两组对抗性因素的相互作用：一组因素往往会引起或加剧欺凌问题，另一组因素则具有控制或缓解的效果。

在造成欺凌或攻击行为的因素中，一般来说，恶劣的童年环境，特别是某些教养方式和家庭问题十分重要。人们会很自然地假设，欺凌程度高的学校，所处的地区中有占比相当大的儿童经历了不尽如人意的养育方式和许多家庭问题。不尽如人意的养育，意味着儿童得到的爱、照顾和监督过少，而教养者也不会对儿童的行为设定明确的规范和限制；家庭问题可能包括父母之间充满冲突的关系、离婚、家庭成员患有精神疾病或酗酒等。

然而，在校学生出现欺凌问题的频次，不仅取决于该地区有多少会引发攻击性的因素，很大程度上也在于与之对抗的力量有多大。学校工作人员，尤其是教师的态度、习惯和行为，是预防和控制欺凌活动并将此类行为引导至社会规范程度的决定性因素。此外，学生自身以及家长的态度和行为，也对降低学校欺凌问题的严重程度有重要作用。在欺凌问题已经存在的情境下，很明显，那些没有参与欺凌的学生的反应，会对这一问题的短期和长期后果产生重大影响。

日剧《人生》剧照

基本的民主权利问题

报告的结果有力地证明，欺凌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小学和中学（以及其他国家的学校）里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教师在反欺凌方面所做的干预相对较少（1983年），家长对孩子在学校接触或参与的事情知之甚少。有一大群学生受到欺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被学校忽视。

我们知道，这些青少年中有许多人是长期侵扰的对象，往往会被欺凌很多年。不需要发挥想象力，我们就能感受并理解他们或多或少存在的永久性焦虑和不安全感，如何在低自尊的状态下度过学生时代。自我贬低令他们不堪重负，以至于将自杀看作唯一的解决办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欺凌问题的影响甚至比前文所述的更加广泛，实际上与我们社会中的一些基本民主原则相关：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在学校和社会中免受压迫和反复故意羞辱的权利。任何学生都不应该因为担心被侵扰或蔑视而害怕上学，家长也不该整天提心吊担，生怕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欺凌问题也关乎社会对待暴力和压迫的普遍态度。如果一个学生在没有成年人干预的情况下屡次受到其他学生的欺凌，他会形成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观？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那些长期被默许侵扰他人、未被成年人阻止的学生。不积极应对学校中的欺凌问题意味着对欺凌的默许。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强调的是，解决欺凌问题也是在为那些攻击性强的学生着想。如上所述，学校中的欺凌者比其他学生更有可能走上反社会的道路。因此，我们有必要制止他们的活动，并将他们的行为扭转到更为社会接受的轨道上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成年人对欺凌者的容忍和放纵，能帮助这些孩子摆脱反社会行为模式。

《校园欺凌》，丹·奥维尤斯 著，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