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可能未来

二十多年前，印度的发展前景就曾被一些人看好，但并没有成真。在近年来再次被高看时，印度是否真的已时来运转？

以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第一种解读方式为参照，需要考察当前印度的发展模式，是否真的实现了自主发展，不随全球化的波动而自成动力。考察的重点，因此是：印度是否通过一定的政治建设，形成了既能大量吸收全球化有利资源、又能规避全球化负面影响的政治机制，即驾驭全球化进程的机制。包括考察当前印度的经济发展到底是由其国内市场决定，还是国际市场决定？其对国际贸易、国外投资、技术引进的依赖到底有多大？如果真的掌握了发展主动权，其巨大发展潜力被有效激发，印度的发展前景也可能是没有上限的。

印度现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执政以来对国内社会、政治的改造，似乎正在形成这样的机制。有观察者指出，自2014年当选印度总理以来，当前以莫迪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印度国家能力的建设，同时从社会整合能力、政治治理能力、经济调控能力三个方面发力，最近十年来印度国家能力已显著提升。

2023年8月15日，印度总理莫迪在德里出席独立日庆祝活动时发表讲话。 图源：新华社

如果上述分析为真，可以认为印度已为其经济崛起塑造了新的必要政治前提，但却仍然难以保证一定能够获得可观的经济发展。原因在于，从中国的经验看，国家发展既要有必要条件，也还需要充分条件。

中国以充沛的国家能力为前提加入全球化并始终保持了发展主动权，这是必要条件，但又对全球资本、技术和市场产生巨大吸收力，从而得以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有利资源，这是充分条件，这两方面都不可忽视。如果在打造强大国家能力的同时，却不能吸引全球资源参与印度的国家建设，印度的发展前景仍可能如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埃塞俄比亚。

以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第二种解读方式为参照，由于全球化或资本的全球扩张其实是每一时代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全球经济政治空间的重组，西方资本从中国市场撤出而转向印度，的确可能为印度造就一时的繁荣，但却也会给印度的发展设置上限，一旦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认为印度的发展已威胁到其权力优势，那就会撤出资本、断绝技术交流、不再出让市场，印度的发展就会遇到很大困难。

当代中国的经济崛起所处的两个重要外部条件乃是：一是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与中国达成政治和解、甚至选择中国作为对抗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的“准盟友”；二是当时刚好处于资本主义周期的扩张期和全球化的展开阶段。

阿瑞吉和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研究都认为，近代以来一些国家的工业化和超常经济发展，都出现在资本主义的扩张期和全球化的推进阶段，一旦资本主义进入全球收缩期和全球化进入逆转阶段，外来投资减少、外部市场压缩，国家发展将极为困难。

印度近年来备受关注，主要原因正是因为中美交恶，不少人认为这将使美印靠近，美国将把以往输出到中国的资本、技术转移到印度，后者将因此复制以往中国的经济崛起经历。这是误读了中国复兴的经验。当前印度的发展处境与中国经济崛起阶段其实大为不同。

四十多年前美国选择对华单方面开放市场、中国主动加入全球化潮流，是在全球化的展开期，但今天已处于全球化的逆转期和资本主义周期的收缩期，印度不太可能复制当年中国从美苏对抗中赢得发展空间的经历、无法从中美交恶中获得发展机会。原因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全球化扩张期，美国愿意用开放市场、提供技术、推进人文交流等来交换政治利益，但当前美国纵有再大的政治利益需求，也不再愿意以牺牲经济利益来交换。

在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很多美国政客眼中，正是因为以往美国为寻求政治利益而对其他国家单方向开放市场和提供其他发展资源，才导致当前美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困境，对来自其他国家的交换经济、政治利益的提议，自然不会再感兴趣，而是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这已表现在了近期以来印美关系的“急转直下”上，出乎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的预料，特朗普政府对印度施加了比中国还要高得多的关税。

2025年2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右）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在华盛顿白宫出席联合记者会。 图源：新华社

《打破常规》一书对此也做出了分析，认为“美国和中国争夺地缘经济优势地位的冲突加剧，可能给印度带来机遇”，但又从另一些角度指出印度可能无法利用这种“机遇”，包括对投入品的关税依然居高不下；物理距离难以克服，区域贸易的重要性远高于与遥远地区的贸易，在全球化逆转期，美国公司更可能选择“近岸外包”以规避经济成本和地缘冲突风险，因此，“印度并不必然会在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的全球潮流中大获其利”。

那么，印度的出路何在？

《打破常规》一书认为，以往中国、韩国等的成功，初期都是将剩余农业劳动力投入到出口导向的低技能制造业，在获得一定的技术和资本积累后，再转向高技能制造业和高技能服务业，但印度已无通过这种“标准路径”获得经济崛起的可能性，主要原因是世界已无空间容纳另一个与中国规模相当的制造大国、全球制造业保护主义日益严重，以及由于“微笑曲线”的存在和分工细化导致的制造业利润率的大幅降低。

两位作者给印度经济开出的药方，是应追求跨越式发展和以服务业为主的道路，“创造出世界一流的创意和产品，再依靠出众的企业或组织将其推广到全球。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曾走过这条道路，但印度可以一试”。为何可以把以往发展中国家的经验都抛到一边？两位作者认为，“没有其他哪个发展中大国曾跳出标准路径，从农业直接跃进到高技术服务业，但印度做到了”。

这一构想很有想象力，但印裔美籍经济学家阿绍卡·莫迪（Ashoka Mody）批评认为它忽视了印度高质量大学教育基本盘极为狭小的事实，他指出的一个扎眼事实，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印度的技术类服务出口增长曾戛然而止，就连印度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也很难找到工作。在新冠疫情结束之后，这种情况也没有根本好转，印度的IT行业在2023年提供了500多万的工作岗位，目前这一数据在走低，它较之印度10亿适龄劳动人口和6亿劳动力的总盘子，显得微不足道，想靠服务业来为印度年轻人提供大量工作岗位，有点天方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