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程亚文】

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兰道（Christopher Landau）在印度2026年“瑞辛纳对话会”（Raisina Dialogue 2026，由印外交部、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合办）上宣称，美国愿意与印度合作助其释放“无限潜力”，但美国不会重蹈20年前对华政策的覆辙，即避免对印开放市场而反过来削弱自身竞争力。

这无疑是给印度泼了一瓢冷水。在过去几年间，随着中美竞争加剧，包括印度在内的不少国家都认为这是它们将获得更好发展的机会，因为以往美国企业向中国的投资将转向其他国家，印度等国将借此重复以往中国的经济崛起的故事。

这其实是还没有很好地理解当前美国为何要从以往的全球化叙事中抽身而去，也没有认识到以往的全球化为何而起、如何展开。对过去四十多年间全球化历程的复盘反思，以及重新审视其间中国经济崛起的经历，可能才能为印度的长远发展前景以及能否成为“下一个中国”提供判断前提。

“印度制造” 资料图：印媒

以中国为方法

如何判断印度会不会是“下一个中国”？需要以一定的标准来衡量印度的发展前景。

印度与中国都是世界少有的超大规模国家，将这两国放到一起进行比较极为常见，近年来更是如此。曾任印度央行行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主任、现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 Rajan）和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罗希特·兰巴（Rohit Lamba）合著的《打破常规：印度特色的繁荣之路》（Breaking the Mold: India’s Untraveled Path to Prosperity，下文简称《打破常规》）一书提出，对印度来说，“最合适的比较对象可能是中国”，两国曾经有着相同的起点，“在20世纪60年代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人口规模也相近”；虽然该书作者认为印度无法模仿中国的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崛起，“印度绝不会是下一个中国”，但书中在谈论起印度的现状与未来时，又处处以中国为参照。

印度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中国”的问题，其实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印度会不会产生中国式的“经济奇迹”，像中国一样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并成为世界主要大型经济体？另一个是，印度如果成为“下一个中国”，会不会重复中国走过的道路，这条道路印度能否走得通？

以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历程为参照，来评论印度的未来，较为恰当。虽然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看来，“印度模式”不同于“中国模式”，但从国家发展与全球经济政治体系的关系来看，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东西，印度与中国共享了很多共同点，正如当代中国的发展，与以往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有诸多相似一样。

如何以中国为参照来评判印度？这就要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做出基本描述和评判。

中国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各种意见林立，并无一致看法，但有两种流传较广、但相互对立的观点特别值得关注：

一种是，中国走的是自主发展的道路，通过建国前三十年的政治重建构建起充沛的国家能力，在此基础上再推进经济改革。

拼版照片：上图为深圳蛇口工业区一瞥（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李长永摄）；下图为广东自贸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内的蛇口片区（新华社记者毛思倩2015年2月26日摄）

从建国以来的发展历程来看，经济发展走过了先与世界体系隔断、再与全球经济连接，先培育国内市场（内循环）、再加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路径，其总体过程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美国的工业化过程类似。

以这种模式来看，全球化并不都是利好，如果参与的时机、方式不当，一个国家不仅不能获得发展，还有可能被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中心-边缘关系锁定，被固化在全球产业链的底层和担负为发达国家“劈柴担水”的角色。

由于在全球化进程中牢牢捍卫了国家自主性和掌握了发展主动权，中国才在充分吸收全球化带来的利好的同时，又避免了全球化的负外部性，包括外资主导中国发展进程、发展资源分配失衡引发社会和政治动荡等。

另一种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发展，不过是“沾了全球化的光”，是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所说的资本主义积累周期和资本的全球扩张产生的结果，国际资本和西方国家市场对当代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

在这种解读中，中国选取的是联系型发展战略，“与国际接轨”“融入人类文明主流”、参与全球化进程是其表现，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利用国际资本、技术、经验和市场，它不仅是中国、也是其他国家追求国家发展的不二选择。

以此评价最近四五十年来印度的经济表现和发展成就为何表现不如中国，可能是两个原因：

一是内因，很多人指出，印度没有如中国那样经历较为全面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重建，国家内部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统一性还十分薄弱，促进经济发展的政府体制机制及相应的国家能力还没有形成。从国家-社会关系来说，印度长期以来缺乏国家自主性，“旧制度”的大量存在，明显阻滞了印度的工业化。

二是印度的发展还受到了能够汲取的外部资源的限制。从以往美国、日本、德国的工业化经历及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东亚国家的发展经验看，近代以来的国家发展，高度受约于外部经济政治条件，当外来资本及相关政治力量选定一国作为“盟友”时，按阿瑞吉的说法，该国就可能成为资本接受国，从而出现经济繁荣。印度以往并不是全球资本的最大逐利空间，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却“有幸”被全球资本选中，这既因于中国一些相对突出的内部因素，比如政府能力、市场规模、人口素质、基础设施等，也因于某些有着不确定的外部因素，比如中国的经济增长进入快车道起于冷战接近结束之际，美国出于政治考虑有意推进与中国的全面经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