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意料之变：“我们做的不是研究，而是宣传”

智库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中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并且这一作用至今仍在持续。智库最初是为了应对机器政治改革的需求而成立的，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分析和专业建议。布鲁金斯学会的创始人、商人罗伯特·布鲁金斯（Robert Brookings）曾表示，他的新政策研究机构是“第一个致力于基于事实的国家公共政策研究的私人组织”。随后，胡佛研究所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等智库也纷纷效仿。

正如历史学家斯蒂芬·韦尔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在《明日世界》（Tomorrow the World）一书中所记录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在规划美国引领二战后新国际秩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布鲁金斯学会则帮助设计了马歇尔计划。后来，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Robert McNamara）马拉在越南战争期间，依赖兰德公司及其“天才小组”们提供的统计数据逻辑和战略。虽然智库研究历来存在主导性的激励结构，但它们的研究更多侧重学术性，且通常依赖长期资金支持，常常来自美国政府本身。几十年来，这一直是美国大多数智库的运作模式。

然而，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自20世纪70-80年代开始，智库数量急剧增加，它们变得更加政治化，资金模式也转向了短期资金来源。如今，特定利益集团主导了智库的捐赠者名单，许多智库甚至公开表示，外国政府和私人公司可以通过赞助项目获得巨大影响力。

克约尔夫·埃格兰德（Kjølv Egeland）和贝努瓦·佩洛皮达斯（Benoît Pelopidas）两位学者写道：“最慷慨的资助者通过影响哪些问题被提出、哪些专家群体得到支持，显著塑造了外交政策思想市场。”如果智库依赖国防承包商的资助，并且缺乏制衡声音，这可能导致整个智库行业为那些有利于国防承包商的事务发声，最明显的例子便是不断增加的国防预算和外部冲突。

正如研究人员坎贝尔·克雷格（Campbell Craig）和扬·鲁日卡（Jan Ruzicka）在2022年的一项关于支持核武器的机构的研究中所指出的，支持现行核秩序的机构通常能够获得资金、政治支持和政策相关性，而那些偏离这一秩序的则难以获得相同的支持，这抑制了对现状的替代性观点的提出。在埃格兰德和佩洛皮达斯的后续研究中，他们分析的45家智库都承认，接受了来自核防务承包商或有意继续部署核武器的政府的资助，且发现“此类利益相关者的资助对学术自由有着实质性影响”。尽管难以准确量化，但理解智库与其捐赠者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埃格兰德和佩洛皮达斯通过对数十名现任和前智库工作人员以及资助经理的采访，发现了有力的证据，表明资金支持可能导致智库自我审查，甚至产生捐赠者主导的审查。“自我审查是西方民主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许多智库专家以拥有完全的学术自由的专家形象示人，实际并非如此，”一位智库学者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一位向智库提供资助的资助经理则解释了这一运作机制：“受资助者心知肚明，如果他们表现得不忠，他们下次可能就得不到资助。” 一位前智库分析师更进一步告诉埃格兰德和佩洛皮达斯：“我们所做的并不是研究，而是一种宣传。”鉴于受访者的尖锐评论，本研究得出了一个相当直白的结论：“学者、媒体机构和公众应当保持警惕，意识到影响外国政策分析，尤其是核政策分析的利益冲突。”

在某些情况下，资助者甚至向智库提供经济补偿，要求其产出特定报告。例如，2016年，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获得了25万美元的资助，用于撰写一份关于导弹技术控制体系（MTCR）的私人报告。MTCR是一个非正式的国际机制，一直阻碍阿联酋进口某些武器（如无人机）。根据《拦截者》（The Intercept）网站的报道，当时的CNAS首席执行官米歇尔·弗洛诺伊（Michèle Flournoy）给阿联酋大使尤瑟夫·阿尔·奥塔伊巴（Yousef Al Otaiba）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内容为：“尤瑟夫：这是我们讨论过的关于阿联酋加入MTCR的潜在利益和成本的项目提案。请告知我们这是否符合您的预期。”报告完成后，奥塔伊巴将其分发给阿联酋的高级官员，并回信称赞：“我认为这将有助于推动辩论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2020年8月，美国宣布计划向阿联酋出售武装无人机。

虽然这种影响力和为特定研究安排提供“付费研究”资助的情况确实存在，但相对少见。更常见的情况是“观点过滤”现象。卡舒吉（Jamal Khashoggi）被谋杀后，美国进步中心（CAP）最初起草了一份声明，谴责该事件并要求对沙特阿拉伯采取后果。该组织曾从沙特阿拉伯的盟友阿联酋获得每年超过50万美元的资助。然而，在与CAP内部国家安全专家交换电子邮件后，CAP放弃了原来的行动呼吁，仅呼吁美国“采取进一步措施重新评估”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

丹尼尔·W·德雷兹纳（Daniel W. Drezner），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国际政治学教授，指出资助智库“可能与雇佣游说者一样重要”，因为智库的资助监管相对宽松。根据《游说披露法》（LDA），代表公司进行游说的公司需要填写注册声明，披露其政府工作经历，并列出它们所支持的法案。

根据《外国代理人注册法》（FARA），代表外国政府进行游说的公司需要披露它们联系的办公室、政治活动的描述以及它们分发的影响政策的材料。尽管这些规定有时不完美，但它们仍然是受到监管的。据报道，至少有一个外国政府——以色列——曾考虑创建一个类似智库的非营利组织，专门为了避免《外国代理人注册法》和《游说披露法》下的披露要求。

一些智库甚至公开宣传捐赠者所能获得的影响力和接触机会。例如，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尽管未公开披露捐赠者信息，但它公开表示，捐赠2.5万美元或以上的捐赠者将能够接触该机构的工作，并获得参加私人区域活动、晚宴以及参观华盛顿关键政策场所的机会。

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则宣传，年度捐赠10万美元即可提供与其领导团队成员的专门联系，捐赠者可与高级项目主管进行私人沙龙讨论，并参加每年的全国私人闭门活动。

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则列出了成为“战略合作伙伴”的福利，包括私人晚宴、简报、与首席执行官和总裁的年度圆桌会议，以及一个合作经理来监督公司与大西洋理事会的互动。大西洋理事会将与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描述为“深度协作的事业”。

尽管访问和合作本身并无不妥，但它们可能为捐赠者控制研究结果或审查对捐赠者不利的研究提供了条件。泄露的电子邮件显示，大西洋理事会曾给予阿联酋大使阿尔·奥塔伊巴（Al Otaiba）提供有关美国对伊朗政策报告草稿的评论机会。

大西洋理事会国际安全布伦特·斯科克罗夫特中心（Brent Scowcroft Center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负责人巴里·帕维尔（Barry Pavel）提到，该中心的企业合作伙伴计划：“我们与企业合作伙伴、政府合作伙伴以及个人一起解决这些问题，而与基金会的合作较少，基金会不会像这样参与……我们听取他们的意见后，将其交给报告的作者。”根据帕维尔的说法，奥塔伊巴并非唯一审阅报告的捐赠者。报告的作者采纳了奥塔伊巴的一些修改，但坚持了自己的主要论点。“我的理解是，[外国政府]在他们的项目中有其他人做更多有针对性的工作，”帕维尔告诉《拦截者》。

个人研究人员也可能面临潜在的利益冲突。智库专家常常同时担任政府顾问或私营公司董事会成员，或者两者兼任，这些多重身份可能模糊智库研究人员在这些角色之间不断转换的界限。例如，詹姆斯·塔克尔特（James Taiclet）目前担任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公司首席执行官，该公司从五角大楼获得的资金是全球其他公司无法比拟的。塔克尔特还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董事会成员。鉴于塔克尔特的公司和薪酬高度依赖于五角大楼的合同，这可能会与他在指导外交政策智库时发生利益冲突。

一些智库的董事会成员和研究员甚至同时为外国政府工作。例如，詹姆斯·琼斯（James Jones Jr.）曾是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国家安全顾问，并自2011年起担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董事会成员。2016年，琼斯申请获得授权为沙特阿拉伯工作，并拥有两家咨询公司，为沙特国防部提供咨询服务。

约克镇解决方案（Yorktown Solutions）总裁丹尼尔·维亚迪奇（Daniel Vjadich）在2022年被《政治》（Politico）杂志称为“在华盛顿为乌克兰而战的人”，因他代表乌克兰利益在美国进行游说，并注册了《外国代理人注册法》。同时，维亚迪奇还担任大西洋理事会的非驻地高级研究员。

智库的资助关系复杂。捐赠者可能会选择与自己意识形态相契合的个人和机构，外包特定议题的研究，或鼓励在某些不太被关注的领域开展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