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司法程序

“家暴案件没有婚姻冷静期的说法。”多名受访者笃定地说。那在类似“被家暴多年没能判离”的相关舆情中，民众何以产生“家暴不判离”的印象呢？

“因为法官是没法了解客观事实的，只能通过法律事实断案，那就是看证据。”

一方面，如果原告不能证明法定离婚理由充分（如家暴重婚、吸毒、赌博等），被告又不同意离婚，法院首次判决可能不会判离，受害者需等待6个月后再次起诉。“涉家暴案件举证难，很多法官断案时都觉得自己分裂了——他/她在经验、逻辑链和情感上觉得这是家暴案件，但法庭证据又不足以按家暴判。”

另一方面，不同法官对家暴问题的认知不同，裁判标准也不统一。同时，家事审判工作考核不合理，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事法官的工作能动性和热情。因此，基层实践中，涉家暴离婚案件首判离婚率较低。

“确定是家暴的，当庭就会判离。难的就是那种似是而非的情况。”而为了保护疑似受害者不在程序期间再次受到侵害，或者“在判离当天，两人见面后被侵害”等恶性事件，一些地区积极探索各种方式进行“物理隔离”。

比如，相较于传统办案方式，宁波大嵩法庭采用“微法院庭审”，安排被告线下庭审，原告在法务工作者的陪同下在家中线上庭审。再如，成都金牛区在涉家暴案件办案期间，将受害者安排进社区短期工作和生活。此外，多地针对传统线下庭审案件，加大了法警值庭，采取庭审后安排原被告分批错峰离开等措施，减少原被告接触的机会。

2020年，广西男子林某持刀带汽油去法院离婚，当场扬言调解完就杀掉妻子。公安机关将其带走进行调查，并作出拘留15日的决定。图为法警从其包里搜出的刀具。 微信公众号“河池中院”

（3）诉后执行

2016年推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保护遭受家庭暴力人员的强有力司法措施。“因为自己没有经济实力或双方财产纠葛太深，一些家暴案件的受害者选择暂时‘离婚不离家’。法院为其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另一方出现殴打、骚扰、跟踪等行为。”

11月25日，最高法和全国妇联联合发布的“被告人王某辉拒不执行裁定案”正是典型：王某辉与妻子王某某在离婚后仍共同居住，法院为妻子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此后，王某辉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生效裁定拒不执行且情节严重，法院进一步对王某辉以拒不执行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这些年，做得好的地区扎实推进“一令一书”，即人身安全保护令和《离婚证明书》。《离婚证明书》为当事人离婚后的户籍信息修改、子女入学、再婚登记等事宜提供了便利，并隐去了当事人案件隐私，以期消弭受害者思想负担。

但施行至今，受害者主动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的比例并不高。一位司法社工告诉我：“有次我告诉受害者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她反过来问我‘我真的可以这么做吗？会不会很丢人？’因为她的认知水平根本无法理解法律条文，又受到‘男尊女卑’思想影响，觉得自己不应该为难丈夫。”

此外，法律规定遭受家庭暴力的当事人可在离婚时提出赔偿，但更多当事人只想早点撇得干干净净，“甚至有部分经济条件好的受害者，会主动提出给施害者一笔钱去外地安置，只求对方不要纠缠”。

同时，受限于资源和力量，即使裁定了，很多地区人身保护令的执行也很艰难。“法院内部没有专门司法资源来负责执行保护，那么是由义务审判庭的法官执行还是执行局执行呢？或者由协助部门比如公安、村委会或居委会执行？但谁又能做到千日防贼呢？”

（4）社会支持力量

近年，“妈妈岗”一词在社会治理工作者中迅速“蹿红”。“妈妈岗”是指吸纳法定劳动年龄内对12周岁以下儿童负有抚养义务的妇女就业的岗位。其工作时间、管理模式相对灵活，起到带动育儿期妇女就业和安置妇女的作用。

“除了为家庭主妇创造就业环境，在涉家暴案件中，这也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支持工作。”一名社会治理联席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我们市暂时还没有成规模的‘妈妈岗’，想保护受害者时，通常是将受害者安置在各社区进行技能培训和提供短期工作，为受害者赋能，让她有逃离施害者的能力。”

此前，北京、广东、河北、青岛等地均进行了“妈妈岗”相关探索，效果很好。但就如前面提及的“社会基层治理五大员”模式一般，做得好的地区，还是一线及个别城市。这不仅有来自“财政情况”、“企业意愿”、“个体能力及观念差异”等方面的压力，同时最广大受害者分布的农村或“重男轻女”重灾区，受害者往往根本没有法律意识寻求帮助，当地也没有足够的社会支持系统来维护受害者权益。

总而言之，基层公检法和民政、妇联等社会治理部门在处理涉家暴案件时，常常面临着界定模糊、证据收集困难、司法程序复杂以及社会支持不足等困难。这些问题共同作用，使得涉家暴案件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