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最初，张双兵觉得讨回公道不是件难事。

“在我看来，日本侵略中国是毋庸置疑的既成事实，受害者健在，伤痕犹在，就差日本政府给个交代。”他说服侯冬娥等人站出来，将材料整理成申诉状——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索赔10万美元，递交给日本驻华大使馆。

等了一年，日本一直没反应，张双兵和老人们决定发起跨国诉讼。

通过童增牵线，他认识了以大森典子律师为首的日本律师团，后者是专门为二战中遭到日军侵害的中国受害者打官司的志愿者团队。1993年10月，两人在北京见了面，张双兵才知道，大森典子是日本共产党员，律师团里不少人都是日本共产党。

大森典子言之凿凿地告诉他，现在的日本政府不是军国主义政府了，一定会向中国受害者道歉赔偿。

张双兵信心大增，他代表受害老人签了代理协议。回忆到此处，张双兵略微尴尬地说：“最初，我和老人们对此都很拧巴——状告日本政府，是否该接受日本人的帮助？我很为难，但假如没有日本律师团的资助......”

我对张双兵说：“我想，比起国籍，我们更应该称呼这些日本友人为‘同志’。”

“是的。我后来也想明白了，因为一路上，不仅有日本人，还有韩国人美国人都在帮助我们。”张双兵感慨不已。

1998年，张双兵指引韩国记者探访进奎慰安所作者供图

1995年8月，张双兵带着李秀梅、刘面换、陈林桃、周喜香四位老人正式起诉日本政府。第二年7月9日，张双兵带着刘面换和李秀梅，去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站上了103号法庭。

“在日本期间，很多人为我们提供了帮助。日本共产党的律师团，还有以石田米子为代表的老师群体，他们邀请我们到中小学和大学做报告，控诉日军的暴行。很多年轻人在会后鞠躬或下跪，代他们的祖辈向我们致歉。”他们去了东京、横滨、大阪，一路做报告，控诉日军的累累罪行。

此前，张双兵参与在日本法院的诉讼其间一个插曲令张双兵永生难忘：在东京一家酒店，张双兵和两位老太太刚刚住下，一名日本老人带着一个中学生敲门进来。“他和那孩子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他名叫汤浅谦，会说中文，曾是日军侵华期间驻守在山西的军医。他认识到自己犯下的罪行，带着孙辈来恳求老太太们的谅解。”

这令张双兵一行五味杂陈，同时，日本右翼分子的举动也让他们愤恨。“我们到各个会场做报告的时候，日本右翼势力在路上骂我们，说中国人在胡说。去诉讼路上也会遭到右翼威胁和示威。其实他们最清楚自己的祖先做了什么，但他们就是矢口否认。”

此后很多年，张双兵几乎年年带着老人去日本讨说法，从地方法院到中级法院，再到高级法院，却一次又一次的遭受打击。

2005年，东京高等法院不仅驳回了郭喜翠等人的上诉，甚至支持了日本政府提出的“请求权放弃论”的主张——该判决认为，1952年日本政府与台湾中华民国缔结了《日华条约》，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的“正位政府”，与日本缔结的条约是有效的，关于战争赔偿问题是适用于国家间而不是部分区域的，因此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中国全境都可以适用《日华条约》。

张双兵一行一万个不服，接着上诉。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承认历史事实，但不予赔偿。一是诉讼时效已经过期，二是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

这次终审，日本最高法院仅花了一分钟。

“1992年到2007年，15年的官司，九审九判，日本政府没有一个字表示歉意，更没有给一分钱补偿和安慰。”摸着判决书，张双兵不知道回国该怎么面对老人们失望的表情，也不知该怎么告慰那些已在九泉之下的人——1994年，“我这辈子活得像根木头”的侯冬娥老人，临终前嘱托张双兵要为自己讨个清白；2013年，敢为第一人的万爱花老人带着遗憾与世长辞，她曾于1996年、1998年两度随张双兵赴东京法院作证，历时8年，三诉三败。

她们没能等来想要的结果。日本的终审判决，把张双兵一路强撑着的那股劲卸得干干净净，汹涌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痛苦、内疚和灰心”。最开始信心满满、为张双兵提供帮助的日本律师团，也对判决结果失望不已，痛骂自己的政府不守信用。“日本同志们也尽力了，15年的官司，我们在日本的费用都是他们出的，前后花了一千多万人民币。”

张双兵展示日本高院驳回中国“慰安妇”诉讼请求的终审判决书（2014年，图源新华网）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