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发展主义的现实

然而，中国发展主义的理想和现实，却并不是世界发展主义的理想和现实。发展主义天生具有普世主义的本质，但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形势下，却也只能从属于大国间的综合国力竞争。

回顾历史，发展主义最接近于其世界性理想的时期，是二战后联合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今天的人们不一定还记得“国际经济援助”这个概念，其实是在那个时期才刚刚诞生出来。受到美国20世纪上半叶发展成就的激励，其时的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在1941年宣称，现代科学能“从技术层面让全世界人民吃饱饭”。这差不多算是发展主义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一个宣言了。

在联合国成立之前，国际联盟的技术官员和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了关于世界人口热量摄取值的计算和统计工作，并试图从技术的角度解决导致贫穷、饥饿以及失业等问题的根本原因；地理学家和人口学家们甚至启动了一个根据经济计算安置世界过剩人口的宏伟计划。这些都为联合国成立之后通过各个国际组织实施“国际经济援助”奠定了社会科学基础。

1949年初，意外取得连任胜利的杜鲁门发表了他的“四点行动计划”总统就职演说，其中的第四部分成了日后著名的“第四点计划”。这位美国总统面向全世界宣称：

世界上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的生存环境近乎悲惨。他们面临食物短缺和疾病的侵袭。那些地方的经济生活还处于原始阶段。贫穷不仅让当地人民饱受折磨，也阻碍并威胁着那些较为发达的地区的发展。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掌握了让人们摆脱贫困折磨的知识和技能……我相信我们掌握的科技知识应该惠及那些爱好和平的人，从而帮助他们实现对更好生活的追求……

根据这个计划，美国将同联合国的专业机构一道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开展除贫工作，并因此而提出了让“美国式思维”代替帝国主义的计划，杜鲁门豪情满怀地说：

传统的帝国主义掠夺别国的资源，而我们的计划则截然不同。我们设想的是一个以民主的公平交易概念为基础的发展计划。世界各国，也包括我们自己，将会从一个具有建设性的、善于利用全球人力和自然资源的计划中收获巨大的利益。

据统计，1954年全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合计的财政预算为8000多万美元，而美国一国给全世界的资助总额就高达51亿。美国作为发展主义“世界革命的领头人”形象呼之欲出了。

看起来，这是一个与当年中国的张謇们所认识的那个帝国主义国家很不一样的新型列强。虽然“一个以民主的公平交易概念为基础的发展计划”当然也包括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但这也正是发展主义的内在应有之义。正如张謇所说，“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马云们今天得到的，正是张謇们奋斗的结果

张謇没能看见这一天，而此时马云还没出生。刚刚打完抗美援朝战争的中国，不相信帝国主义真的会有“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的这种“世界的眼光”。中国当然是对的，因为这段时间的美国，还有它的另一个面相——歇斯底里的反共主义、麦卡锡主义。一方面，某位美国历史学家煞有介事地宣称“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能像美国人一样深谙科学技术的新魔力。我们的工程师能把贫瘠的土地、饱受贫穷折磨的河谷改造成绿草茵茵、灯火通明的世外桃源……”，而另一方面，某位美国作家满怀心机地写道“为什么要让苏联人独享改造世界的乐趣？”

发展主义理想重新回归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现实，就在肯尼迪总统刚刚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20世纪60年代将是“发展的十年”之后不久。1961年镇压古巴革命的“猪湾事件”失败后，肯尼迪政府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另一个美洲国家转型为社会主义国家。于是，美国领导的发展主义在拉丁美洲顺势转为了与当地军政府合作的军国主义。在亚洲和非洲等地的情况也是一样，美国将本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发展模式照搬到越南的湄公河流域和阿富汗的赫尔曼德河谷的计划先后遭到了惨败，最后都在抗击共产主义势力扩张的名义下蜕变成了军国主义政策甚至走向了大规模战争。

马云们的这一代，毕竟年轻了一些。他们是在互联网革命浪潮中应运而生的发展主义最新一代弄潮儿，他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以快速增长的财富和快速迭代的科技为底色，不大会理解他们眼前的世界和未来与一个世纪之前的张謇们、与半个世纪之前的卡斯特罗和胡志明们之间的历史联系。

但中国这个国家却从不会忘记历史，今日中国的发展主义也始终保持在历史的延长线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企业家提出的“五点希望”包括增强爱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拓展国际视野。这其中的每一点，也都有各自的历史内涵。

马云们需要向张謇们学习的东西很多，金融变革重要、科技创新重要、财富故事也重要，但蚂蚁金服暂缓上市的警铃仍可以当作中国和世界发展主义历史课的上课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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