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军队的纪律性和清廉，更是让美国人啧啧称奇。一个美国军官惊讶地向斯坦因说，“他们怎么还不像那边（重庆）的人一样的向我们要东西呢”，延安也“没有人托往返印度、重庆和延安之间的美国飞机驾驶员从边区以外的地方为他们自己或者家属带什么东西”，“他们从来不提他们个人的困难”。他们感叹道，“这边和那边多么不一样啊”。

为了在延安建立一个方便收发电报的电台，观察组组长包瑞德曾写信向周恩来说，希望由观察组提供电台所需材料：“观察组一切组员知悉贵方人员无一人曾向我方要求任何物品，此点予我人以极佳之印象”，“此纯系应吾人之请所制者”。

斯坦因在报道中还写到，中国共产党的战绩是中国共产党特质的象征，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品质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进步的改革制度使得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中国任何政体都从未赢得过的人民大众的积极拥护，而且不止于此，人民已经开始把新民主主义制度看成他们自己的制度了。

延安的魅力，影响了到访的每个人。《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也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顾问，中外记者参观团组建之初，武道被选中成为成员。由于他在国民党政府内的官方身份，加上和宋美龄关系密切，所以记者团别的记者都纷纷抗议，担心武道有碍记者团对延安新闻报道的客观性。

武道到达延安之后还去了晋察冀根据地，亲眼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与日本人作战的现场。在武道对于朱德的专访之中，朱德谈到了八路军物资的匮乏，但是“八路军依然远远比胡宗南等人能更加高效地执行命令，并且执行胡宗南、阎锡山等人不愿意去做的对日艰苦作战”，“八路军没有得到苏联任何对华援助的物资”，也“相当缺乏机关枪甚至子弹”，但是中国共产党所带领的敌后根据地作战，大大牵制了日本人的武装力量，对于“盟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予以了很大帮助”。

蒋介石与宋美龄

对于八路军士兵单兵作战能力的观察也是美军观察组的重点关注目标，当在演习中看到八路军普通士兵手榴弹可以投中75码外的目标的时候，美军的军官不由得“脸发起光来”。从延安回重庆之后，武道还专门写了一份驳斥国民党散布的有关中国共产党游而不击谣言的报道，题目为《我从陕北回来》，发表在《大美晚报》上。

福尔曼对八路军的作战能力有着实际体会，在“跟随八路军在敌后共同作战两个月之后”，我所见到的一切证明了共产党的战斗成果叙述“并无夸大”，他们的进攻“受到武器和环境的限制”，“华北的大城市如北平、天津、太原、济南和青岛，在开战不久就被敌人占领，现在正处在八路军直接而经常的威胁之下”，“日本人只能死守在碉堡里”，八路军“只缺乏收复这些城市的武器”。

1944年12月，程子华将美军观察组的一部分报告和电文翻译后，提交给中国共产党中央，报告赞扬八路军为了配合美国空军工作的气象观测工作卓有成效，不仅“使远离基地之许多我方失事航空人员获救生还”，还有力地加强了和美军的合作，协助美国空军“继续对共同敌人日本作战”。程子华特别说明：美军观察组来延安后，“总观对我印象，皆极良好。我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军民一致、官兵平等，所完成者多，所用者少，无不钦佩赞扬”。

5.对中国共产党未来政治地位的展望

在对延安长时间、多角度的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战地报道团与美军观察组就国共两党进行了比较对照，得出了他们的看法。谢伟思在发回华盛顿的报告中做了高度概括：

“在长城和扬子江之间，中国共产党已经强大得可以指望在战后至少能控制华北。中国共产党不仅可能保持扬子江流域目前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若干部分，并且有可能保持华中华南的新地区。

“共产党已经经历了十年的内战和七年的抗日战争。他们经历了不只是国民党军队所承受的更大的压力，并且也经历了蒋介石的严密封锁。

“他们生存下来并且壮大了。具有这种显著的生气和力量的原因，是简单而基本的，是群众的支持和群众的参加。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到积极的广大人民所支持的政府和军队。

“蒋委员长依靠他垂头丧气的部队，腐朽不堪的官僚主义机构，枯燥无味的政治道德格言和他所能纠集的使得他胆战心惊的外国援助。他不会取得胜利的，对他来说，共产党人已经太强大了。”

谢伟思在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提到：“国民党一心担忧共产党日益强大，担心他们会赢得人民的普遍拥护，而国民党由于自己的本质，是不可能争取到这种拥护的”，“我们应该继续对中国共产党人表示关切”。谢伟思还分析道：“八路军是一支政治部队，他们的思想工作、群众工作及经济政策，以及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时改善穷人生活为主导。”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敌后打游击战，用毛泽东的话说，“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而刚刚到达延安的斯坦因在日记中写道：“陪我们到达延安的向导离开的时候，心境很坏”，“他们知道我们对于看到听到的都有好印象。其中两个坦白地对我承认，蒋委员长允许我们到延安来，是一大错误，假若他以为我们在边区长期居住会使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作战努力只是欺骗的话，那错误就更大了”。

全程访谈与观察的“中国通”外交官戴维斯就明确提出，“美国不应该继续错误地一厢情愿地支持，中国的四大家族正在带领中国误入歧途”。“我们必须立即对中国共产党日益壮大的力量”，“调整我们的外交政策”。而八路军的“国际声誉正在变大”，他们的“根据地正在扩大”，同时“显而易见地获得了民众的支持”。用观察组成员克罗里少校的话说，延安提供了“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敌后军事情报来源”。

美国战略情报局构想了如何与八路军进行军事上的合作，情报局的保罗上校在1945年3月26日写道：“如果迪克西使团全力以赴地工作，我们至少需要同时有一百多个美国人在华北开展活动。”就在批准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的同时，国民党部队正在日本发动的“一号作战”的攻势下溃不成军。而军事观察员们不断发回的报告则明确指出八路军“队伍整齐、纪律严明、工作热心、领导有方”，必须更加“现实地调整我们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

三、历史叙事后的思考

美国舆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新闻报道，特别是1944年中外记者团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系统报道和调查报告，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中美关系史的一个重大事件，更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一个重大事件。

上述历史事实表明，美国的新闻报道和美军观察组的报告，当时对中国共产党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首先，美国的新闻报道和美军观察组的报告，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封锁，让全国人民、美国人民知晓：在中国，除了国民政府以外，还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在西北、华北等地，同日本侵略者在进行着殊死的抵抗。

其次，美国的新闻报道和美军观察组的报告，向美国人民特别是美国政府提供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枢——延安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更让美国政府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清廉、朝气与国民党的腐败与堕落形成的鲜明对比。

最后，美国的新闻报道和美军观察组的报告，让美国认识到，“中国是美国忽视的绝好战机，如果美国不赶快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它就会稍纵即逝”。美国政府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战场所做出的贡献。美国政府确认：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了抗战，得到了中国民众的支持。

观察组的报告发回华盛顿后，引起罗斯福政府内部讨论，逐渐展示出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新的中国图景，促成了美国政府此后对华政策的调整。1944年底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访问延安，后又亲自陪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就是重要例证。

系统检阅美国的新闻报道和美军观察组的报告，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在中美元首会晤谈话中指出，“中美关系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之际，深入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外交与合作实践，充分感知认识中国共产党坚守的独立自主、平等合作精神，对于今后开展对美外交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延安的新闻报道，特别是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中美关系史研究中国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史学界已经持续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但是，既有的研究存在的不足，在于没有充分有效地利用美国现存的外交档案，现在研究所用的资料多为外国记者著作的中文译本。为了深入推进这方面的研究，认真翻译、利用、检阅英文新闻报道资料和美国政府的外交档案，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就是在这方面探索的初步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