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日本选择“桥头堡”或“急先锋”的自我定位，对周边国家来说是极大的预警，特别对中国，我们应怎么看待处理这一问题？

谈到这里，如果站在更远一点的时间坐标来看，东亚/东北亚局势某种程度上滑向冲突的方向、甚至类似“代理人战争”的方向，俄乌战争是不是一个关键节点？讽刺的是，东亚及东北亚地缘政治形势的转变或恶化，以日本的战略选择来看，似乎是一种自我预言和自我实现？

张云：俄乌战争更多的是催化剂作用。它当然对东亚地缘局势造成了重要影响，但局势本身的变化是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后期中美关系恶化开始的。

日本国内对“中美新冷战”的形势判断，到2021年末安倍晋三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这一论调对中日关系的震动非常大，再到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岸田文雄喊出“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的口号，并主动将北约势力引入亚洲，可以说中日关系进入自由落体式的下降通道。

然而，现实就是这么反讽。当你自认为做出进攻性防御时，必然也会遭遇同样的反弹力道，这种相互作用恰恰推动着局势朝向自我预言的方向发展，拉升东亚紧张局势。

我觉得这本质上反映出日本对中美关系、对百年变局大时代的想象力上的“认知贫瘠”。

观察者网：您能否展开讲讲日本的这种认知“贫瘠”？这倒是让人想起您之前专门研究的中、美、日三者间的动态变化，对于美日、中日等双边关系的联动影响，谈中日关系，背后有美国因素；谈美日关系，又不能逃脱中国因素；同时日本又是怎么来看待中美关系的变化呢？去年日经新闻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大意“中美合流，是日本的噩梦”，这句话是不是比较准确地描摹了当下日本的心理？这种“认知与误认知”是如何影响相互关系、乃至地区秩序的？

张云：日本对中美关系的认知，总是围绕着“新冷战”、“中美竞争”这类词眼展开，但事实上中美竞合的复杂度和多维性远远超出日本的想象。

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中美经贸谈判刚刚结束在巴黎的会谈，全世界经济体中唯一与特朗普新关税政策相抗衡的就是中国；如今中美经贸谈判已进行到第六轮，每一轮都是在第三地举行，这意味着中美之间的地位是对等的，而且每一轮会谈都有非常实质性的内容与进展，某种程度上是在搭建未来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反观日本，日本经济产业相赤泽亮每次都跑到华盛顿与美方经贸谈判团队会谈，以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以及其他附加条件换取美国的关税降低。

再比如，特朗普对访华和中美关系有着很高期待，但如今伊朗战事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速战速决，同时俄乌谈判也陷入僵局，多线作战让特朗普政府面临国内多重压力。上周，特朗普提出因伊朗战事，当前需要留在白宫，因此推迟访华；其实，特朗普押后访华对中国来说是利大于弊，让中国有了一定回旋余地，而且未来美国可能会在两方面“有求于中国”，一是经贸合作，稳定美国国内经济，为中期选举做准备，二是伊朗局势上也存在合作空间，2023年沙特和伊朗复交就是在北京斡旋下达成的，说明中国与伊朗之间有良好的沟通渠道，这可能为今后调解美伊战事存在可能性。

像这些中美之间的合作可能性，是日本插不上手的。但反过来讲，其实恰恰是日本自己放弃了居中调解的可能性。安倍时期，曾经和伊朗建立起了特殊的沟通渠道，他本人也在2019年访问伊朗，但这些年因为日本自身的战略调整，一面倒向美国，坚定站队，加入所谓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同盟阵营，将俄罗斯、伊朗、朝鲜、甚至包括中国等国完全摆到对立面，彻底丢掉了过去建立起来的外交关系。

试想，安倍时期推动“地球仪外交”，日俄关系缓和，双方曾推动解决北方四岛等领土问题，但如今日俄之间没有任何往来，甚至敌意高筑。朝鲜就更不必说了。中国作为日本最大的邻国，如今两国关系也陷入冰点。环顾四周，日本把自己的战略道路越走越窄了，使得周围地缘政治环境完全恶化——除了尹锡悦时期与韩国的关系稍微好点之外，其他没有一个关系是好的。

日本所谓的“战略自主”抑或“大国定位”不应该建立在中美的基础之上，更不应该建立在牺牲中日关系的基础上：当中美关系变差的时候，想要从中得利，当中美关系走近的时候，就想挑拨离间，但这恰恰相当于把日本自身当成了中美关系的附庸品。

白宫公布的高市本次访美照片

中日关系的发展应该有自己的内生性，要在排除第三方干扰的基础上。很简单，回到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联合声明》，其中清楚写着“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1978年，中日又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再次确认了上述原则。

当然，美国的不确定性让日本始终有遭遇“第二次尼克松冲击”（1972年尼克松政府的中国政策大转弯是到了最后一刻才通知日本）的担忧。尤其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上台以来，对华相关表态留给外界遐想空间，而如今又深陷麻烦，也许还希望中方发挥作用。所以，日本对美国也是心怀警惕的。

反之，美国对日本也是如此。当然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特朗普对高市早苗的支持，在她担任日本首相5个月时间内实现互访，又在众议院大选前力挺高市，敲定访美日程等等，都是对高市的力挺态度。但同时，美国对日本也是留了一手的，就像这次日美首脑会谈中，特朗普会用“珍珠港”来直接反击日本记者的提问，其实也是在提醒日本，美国没有忘记珍珠港事变，对美国来讲这是其本土首次遭到外部入侵，并促使美国直接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历史记忆对美国而言是难以消逝的。

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最近反复强调要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野心，这也不是一句空喊的口号，而是有实质性内容和关切的。中美在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上是有一定共识的。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去年恰逢二战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高市早苗国会涉台答辩后举行的中美元首电话会晤中，特朗普特别强调中国当年为二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美方理解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中国领导人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组成部分。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当前更应该共同维护好二战胜利成果。

而由此讲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日本对自己的认知、对局势的战略认知出问题了。

为什么日本的历史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从国际关系角度而言，是日本对战后两种不同国际秩序的认知出现了错误与混淆，即“1945年旧金山体制”与“1951年旧金山体制”之间的历史认知斗争。

两个“旧金山体制”会议的举办地都在美国旧金山歌剧院。“1945年旧金山体制”是以《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家宣言》《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为基础，奠定了以国际法基础和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但“1945年旧金山体制”的确立过程中，日本没有出席，因为它作为二战发起者及战败者，1945年10月还处于被占领状态。

六年以后，1951年9月8日上午，美国主导的“对日和平条约”（《旧金山和约》）签字仪式举行，日本与48个国家签署和约，但中国没有被邀请，朝鲜没有参与，苏联拒绝签字。当天下午，美日又签署《美日安全保障条约》；随后以此为模板，美菲、美澳新、韩国、台湾地区的蒋介石政权等双边军事同盟关系也建立起来。“1951年旧金山体制”由《旧金山和约》《美日安保条约》以及上述一系列双边军事同盟条约构成。

这个体制本质上是美国出于冷战利益所催生的，不仅使其在东亚获得大量军事基地和驻军权，更是在历史认知和战后东亚国际秩序认知上，造成了长远的恶劣影响。日本战后国际秩序的认知源头就是建立在“1951年旧金山体制”之上。

而这正是如今东亚地区各种新旧历史问题环环相扣、纠缠在一起难以解决的症结之一。

新时代之下，日本始终要回答这几个问题：怎么认知自我，怎么认知中国，怎么认知美国，怎么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日本怎么办？很显然，日本已经站在自我战略定位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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