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中，日本近期的军事动向也十分激进，比如去年美国将“堤丰”中导系统运进日本；美日联合在石垣岛、与那国岛等地部署导弹；日本也实现对菲律宾出口武器；而就在近日，日本政府着手成立国家情报局，自卫队悄悄在熊本部署远程弹道导弹，同时正式从美国接收并部署“战斧”，还在计划从乌克兰购买小型无人机加强防御等等；再加上高市访美期间，美日商讨扩大机密共享、共同生产导弹等等。

但仔细看看这些行动，其背后都有美国在把控方向盘的，换言之美国并没有放任日本彻底脱离同盟框架暴冲。

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美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日本？

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可控的盟友，更不是一个具备完全独立自主的日本。美国将美日同盟作为美国参与亚太事务的基石，巩固美日同盟不仅具有双边意义，还对其他亚洲盟国有示范效应。所以，美国不会轻易放开日本这个抓手。

但就像前面提到的日本对美国存在一种困境，其实美国对日本或多或少也有这样的“同盟困境”：一方面美国并不想完全被日本拖入一场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地区冲突，另一方面它又担心如果为了避免卷入而态度暧昧，会导致日本及其他盟友“离心离德”。

所以，随着自身国内事务、战略需求的变化，美国会给予日本一定支持力和宽松度，但是有限的；因为美国要确保日本不会因此有过多幻想，不会因为因美国支持而有恃无恐、甚至脱轨，因此它也会在日本有越线嫌疑的时候进行敲打和遏制——当然，这种遏制是双重的，对日本及其冲突方都会有所打压。

就像我一开始提到的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的那份报告，不论现在外界怎么嘲笑白宫的混乱无序，但像这样的报告一定程度上都体现了美国官方的态度，它选择在高市访美这样的关键节点发布，并直接对高市涉台答辩作出明确定性，其实就是美国在对日释放强烈信号，我想日方看到这一场景时，私下恐怕后背发凉吧。

对日本来说，同盟的本质在于确定性的获得；但现在日本面对的是特朗普2.0时代，是一个朝令夕改、变化无常的美国，不确定性才是新常态；而这恰恰与同盟的本质相悖。因此，它自然会去寻求新的确定性，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高市早苗则是想通过某种对特朗普本人的“忠诚度测试”来再次确认美国的承诺。

当然，我们不能忽略日本内生的“战略自主”冲动，只不过对它的重大考验是，如何在这种地缘政治大变局之下来思考真正的战略自主。

观察者网：关于美日的战略意图，近来国内讨论很多，可谓众说纷纭。尤其是去年特朗普政府发布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透露出战略撤退的信息、想重回西半球的势力范围等，又尤其特朗普本人在中美釜山会谈前提出“G2”“大交易”等说法，给了外界很多遐想；但同时，美国仍高度重视在印太的影响力，尤其是围堵中国的第一岛链，于是一定程度上通过盟友“外包”来转嫁责任，在东亚最有力的显然是日本，而日本也积极回应，活跃于区域小多边组织等等。

出于这些因素的叠加考虑，有一部声音认为这是美国在新的战略调整下给日本“松绑”，作为自己在东亚/印太的“代理人”，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分析和推论？

张云：美国由于自身的战略调整，在美日同盟框架下对日作出相应的战略调整，这是确实存在的。但这种调整是有限的，本质上美国要的是可控的盟友，是监控管理下的同盟关系，不是日本的完全独立自主。反之，如果彻底为日本松绑，其实也意味着美日同盟解体的开始。

美国对美日同盟管理是有“红线”的。举个最直接的例子，日本修宪。今年初，高市早苗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自民党大胜，一举拿下众议院近3/4议席，跨过修宪门槛；随后，高市内阁提出将切实推动修宪进程，至少在国会、社会取得一定的共识。

但是，美国对日本修宪一事有极高警惕。现行日本和平宪法是战后美国给日本制定的宪法，如果日本要改，某种意义上是修改美国为日本设定的战后制度框架，美国不会轻易让日本越过红线。前面提过，和平宪法是美日同盟的三大支柱之一，日本修宪可以说是美日同盟的一个测试点。不知大家是否有印象，就在自民党席卷众议院席次后，美国媒体的报道中第一时间提及这意味着日本修宪跨过了众议院门槛，可见这件事不仅是中国警惕，美国同样也是警惕的。

也正如这次美国国家情报总局的报告中所提及的日本、台海问题，就是对日本政府最明确的信号释放——我才是美日同盟的掌舵者，你不要冲到我的前面，调子不要起得比我还高。

观察者网：换言之，这是不是日本这些年来的自我定位或者说自我认知出了问题？从安倍晋三时期，日本借助美国亚太政策变动来追求正常国家化，更多体现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到岸田文雄时期，日本加入基于价值观的“阵营划分”；尤其到高市早苗，她从去年9月竞选自民党总裁起，便高喊“Japan is back”——虽然我们也不知道要回到哪里，但字里行间想要追求大国地位、发挥大国影响力的想法体现得非常明显。

我记得您曾专门著书讨论中美日之间的认知问题，正好借此想问您，日本究竟是怎么定位自己的？正如您所说的“认知与误认知”，日本到底怎么定位自己？

张云：确实，我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始专注研究国际关系中的认知和误认知理论，也是一直以认知这个学理视角分析中美日关系。当时无论学术界，政策界和言论界对认知关注还很少。我在2016年的时候出版了《可控的紧张：中日美之间的认知与误认知》这本书，最近这本书还重印了。近些年来，认知已经越来越多进入到中国对外政策话语体系和领导人讲话中。这可能也说明现在研究界、政策界对国际关系中的认知中国家的自我认知与相互认知有了更大的关注。

回到你的问题，说到底，日本要思考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日本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也就是日本的自我认知问题。

我此前曾写过文章论述过当前日本主流的几种自我定位，但要注意，这些自我认知同时也是基于外部关系来认知自我。就我的观察和总结，日本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存在着三种主要思维，即“桥头堡”“沟通桥”以及“急先锋”。

从2017年至2020年初，中日关系曾短暂出现“小阳春”，然而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时，当时还是特朗普1.0时期，美国政府采取全面敌视中国的政策；同时在所谓“中美新冷战”论调的影响下，2020年下半年中日关系出现大幅漂流和后退，日本在中美日关系中的定位也随之出现“战略思维漂流”。

到2020年夏天前，主要有两种思路。第一种认为中美已经进入“新冷战”，而且“新冷战”会一直持续下去，甚至不排除热战可能，而日本从地缘上处于“新冷战”的最前线，必须自我定位为“新冷战桥头堡”。当他们以这种战略认知为基础来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那么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就要分清敌友，立场坚定，要在台湾、南海、经贸等领域全面配合美国的对华大战略。

这种立场其实是符合美国的需求，也正是美国希望日本做的事。

第二种则认为中美有滑向长期对抗的“新冷战”危险，日本作为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盟国，不可能不卷入其中；但这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所以日本要发挥自身优势，保持和中美沟通的渠道，做“防止新冷战的沟通桥”。

这一点在2019年大阪G20峰会上体现得比较明显，当时中美领导人在大阪举行会谈，安倍晋三期望日本能在中美之间做些沟通工作；而且当时在中日关系层面，中方口头上释出2020年领导人有望访日的消息。然而，2020年美国政府的政策转向彻底扭转了这个进程。

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第三种思维“新冷战的急先锋”崭露头角，且迅速上升。

这股新势力的主要逻辑是拜登政府从阿富汗仓皇撤退，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矛盾丛生，一个弱势的美国总统、一个“疲倦的霸权”，自然无力单独负担维护国际秩序的重任，那么至少在亚洲，这一使命就落在日本身上。因为日本政治社会相对稳定，仍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一个相对变弱的美国可以让日本在同盟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和主动性，可以主动设定同盟日程，实现战略自主，甚至能在一些方面引领美国，增强日本的国际存在感。于是，在实践中，也就出现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一系列军事政策松动。

第三种思维，其实是将变局视为日本“赌国运”的战略机遇期，它对前两者构成冲击，尤其是对“沟通桥”的挤压。

以上三种定位是日本国内相对主流的想法。那么从后来的形势发展来看，“急先锋”显然占据了上风，而且裹挟着日本民粹主义思潮，急速占据社会舆论中心。我们当前看到高市的一些言行，一定程度上是日本从“随美制华”向“导美制华”的试探。但这种试探是否成功，我想最近美国官方报告是个观察点，后续的变动值得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