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代的遗老还有位置吗？

当认清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和附庸于其上的各个势力不断“优化”全球经济体的过程后，我们就应该意识到：它从未跟自由主义的“基于规则的战后国际体系”这种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绑定；它们的关系恰恰相反。所以，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右翼战略，看似是古典现实主义政治的复辟，本质上只是与其历史形态拟合，却是基于21世纪人类发展现状产生的新现实主义。

溯其根本，所谓“现实主义”不过是自由主义主导的西方理论界不得不承认的一组政治前提。在当代学界，它缺乏真正触及人类文明本质的理论定义，而是西式“世界大同，民主秩序，自由共荣”理想的反面，一个自由主义为了给自身正名的稻草人。

所以，只要我们仔细观察，那个被称为“现实主义”的政治哲学从未离开权力政治的视角。反而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正如其最经典的“历史终结论”，在短暂兴盛后受到严厉的打击。终于，这种当代资本主义专属的现实主义，在忍耐人类社会40年朴素的国家和民族主权情感后，在西方极右翼的拥簇下诞生了。

它不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也不是日不落帝国，更不是大清，而更可能是《1984》世界的前奏。这是一个资源和劳动力高度流动，科技控制权高度集中，国际冲突与竞争形式化/制度化，阶级和生产关系定格，完全符合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需求的世界幻想。

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拨思想家将要被无情地抛弃。

第一波是那些仍旧留恋自由主义黄金时期的“普世价值”，却没有严肃面对它的虚伪根源的怀旧者。譬如当代批判理论灵魂人物齐泽克，就在两个月前的IAI论坛上再次重申他对西方政治现状的严厉批判。他认为现在西方政治最大的敌人，便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最新一代“自由主义法西斯”们。

齐泽克说，这些西方政客最具破坏性的行为就是那种不同以往的“赤裸的现实主义”与随之而来的“无耻”形象。只要符合政治利益，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为以色列犯下的任何暴行正名。而与之相反的是，过去以人权和民主平等为主旨的启蒙运动式西方政治理念，即使夹杂着种族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也应该被坚持下去，因为它终究是具有普世性与先进性。

资料图：齐泽克

笔者可以理解这种情愫，认同齐泽克对这些政客“法西斯”的评价，也认为西方启蒙运动的人权价值理念确有其价值。然而他必须意识到，这种“自由民主人权”的政治理想，和其代表的西方实践，终究是建立在一个与其精神完全相反的剥削体制之上的。

这些自诩推动人类进步的观念和道德，其实是寄生在反对它们的生存逻辑上的特权，一个透支其它文明，预支人类发展未来而得来的奢侈品。而享受这些奢侈品，又不断忽视自身存在的虚伪本质的人们（譬如整个当代西方左翼运动），正在经历一个戒断反应。

究其根源，抱有启蒙主义道德观的欧洲在纵容美国建立单极霸权的同时，甚至寄望于借由这种政权“相善”而达成自身的普世理想。这种幼稚与傲慢最终被它最鄙视的，进化论般的竞争法则所击败。

当他们把这种单极霸权当作传播自身理念的“历史终结”时，忽视了这种超高压的生存环境下，如生物演化般必然出现的破局者——中国。于是，当新的双极结构开始抛弃那套过时的上层建筑叙事时，欧洲终于开始切身体会第三世界早已承受数个世纪的“赤裸的无耻”。

第二波将被抛弃的思想家则是那些旧时代的现实主义者，譬如以亨廷顿为代表的西方民族原教旨主义者。当他的后裔仍在以民族、国家、文明为视角来解释世界冲突模式的发展趋向时，就忽视了那个对国家与文明差异并不在意、只按利润逻辑推进的资本主义扩张。

如果瓜分欧洲的红利，远高于与欧洲一道瓜分中国所要付出的代价时，美国还有任何理由维持和欧洲的联盟吗？这是以从文明和意识形态视角出发的亨廷顿式分析者永远无法相信的。试想一下在1995年告诉弗朗西斯福山：“美国将在25年后提出一个‘核心五国’方案（Core 5: 中美俄日印），而里面不会有欧洲！”

这正是委内瑞拉行动背后的幽灵——一向被视为欧洲之子的美国，终于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主导权上反超，如今终于在生存哲学与政治内涵上与欧洲彻底脱离。与其将委内瑞拉行动看作“西方衰弱后，脱离伪装的原形毕露”，不如看作重拾民族主义的白人与生活在普世原则叙事中的旧世代的决裂，以及没有原生民族基础的美国在建国250年后，终于抛弃欧洲中心的西方身份，开始建立自身精神内核的初步尝试。但同时，它也将是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彻底抛弃过去形态，所创造的第一个纯粹为其服务的政治形式。

我们应该接受一张让人心动的邀请函吗？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得到了什么呢？一张邀请函。

现在真正克服美国单极秩序的超高压生存环境，进而成为反向刺激国际秩序演化的环境因素的，正是现在与美国实力并肩的中国。

于是，特朗普在上任第二届总统时说道：“美中俄联手，可以解决一切世界问题。”于是，美国2025年的《国家战略报告》终于让渡自己对“全球霸权”的追求。于是有了Core 5设想。在这一系列行为必然存在的“捧杀效应”和战略算计背后，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它是美国对一个更加符合人类经济发展现状和世界政治形式，更为切实的新全球秩序的回应。它更是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范式下，不可阻挡的上层建筑转型的序曲。在这种新秩序的诞生中，无论中国是否准备充分，是否抱有兴趣，都会不得不参与其中。

我们面对这份邀请，没有一丝心动是不可能的。坦白地说，如果一个人甚至都没有思考过对台复刻这种情景的可能性，那么他是缺乏政治敏锐性和思考能力的。而这种中美之间微妙的平行所揭示的，正是这样一个事实：当面对国际秩序范式的根本改变时，地域冲突、地区控制、传统政治联盟等一系列固着在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正从“文明冲突”的无解状态，被逐渐摆在谈判桌上，变成“可以谈判”的议题。

当地时间10月30日，韩国釜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美元首会晤开始前等待。 视觉中国

这无疑标志着中国崛起战略的成功，也是在经历千年的独立发展和200年的压迫历史后，“世界治理”的命题第一次真正向我们敞开。

但是，我们也更应该感受到这种未来和中华文明所期望的世界大同有着根本的冲突。它并非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做出的决策，而是根本上以资本主义继续维持并扩张自身的逻辑所引发的全球变革。所以，即使不考虑这种转变背后美西方势力仍旧存在的强烈敌意，这种全球新秩序的构建也会有其自身后果。

不要忘了，它背后真正的推手正是抛弃了一切文明价值，怀抱着科技决定论、超级加速主义和后人类主义的新兴资本主义浪潮。如果我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份邀请，那也必将受到它背后资本势力更加强烈的侵入，也将令其更加深入地控制整个人类未来发展的走向。委内瑞拉事件背后，富有《1984》意味的全球秩序幽灵已经在向我们招手。

面对这一现状，无论我们以何种姿态参与其中，这种浪潮一定会率先掀开那些被自由主义幻想所压抑太久的现实问题，也会把它们赤裸地呈现出来。那些被各类政治正确所掩盖的，我们已经不习惯讲述的，如禁忌一般原始的问题（譬如民族性问题，文明性问题等）都会开始一个一个暴露出来，并加速显化和变革。我们是否做好准备，去以最客观、尽量不夹杂民族情绪和历史桎梏的态度，和最严肃的视角去回答这些问题。

当资本主义浪潮随着全球政治秩序的转型而更加深刻地俘获全人类的发展方向时，它会造成什么影响和后果，而我们又该在这个已经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中去往何处？达成何种目标？我们还应该坚持什么？是继承西方启蒙哲学的普世向往，还是建立某种全新逻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甚至，在这种即将到来的新秩序下，普世道德和全球设想是否还有必要？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能否在这种浪潮中维持自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面对历史性的转向与抉择时，唯一正确的道路不会是最容易的，也不是相对更难的，而往往是最难的。这张邀请函是出自天使还是魔鬼，其实取决于我们签字的双手。

未来就在我们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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