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正在抛弃它的本源

自资本主义萌芽期开始，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已经从不同经济体下众多强国的态势（18-19世纪欧洲，美国土耳其日本等边缘强国，以及封建传统国家），转变为两个经济体主导下的对抗格局及其附庸体系（美苏，欧洲，第三世界），进入经济体整合阶段，并以自由主义共和制叙事作为政治外观（美欧，日本等非西方发达国家，90年代始的经济全球化），终于成为高度融合的全球经济体下的双超级大国模式（中美）。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这是人类整体社会（全球政治结构）不断为其优化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世界主要政治势力数量大幅下降，发生毁灭性冲突的成本不断增加，而全球主导势力与其余政体之间的差距被无限增大。超级大国无法被挑战的实力给予了市场自上而下传播的强大惯性，而经济体的不断整合又提升了资本的流动性。

与之相对的，是一种仍沿用两千多年前零散地缘政治逻辑、政治高度分化的全球治理体系。

这种自由主义内核的共和主义式国际秩序是一个具有历史局限性、工具性的、仍旧掺杂着（对资本主义而言）麻烦的民族文化价值的过渡品。

以国际法、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基础的全球秩序，在诞生之始就是一个为了降低经济体在多强国的世界中获得信息成本和冲突风险。并进而在此基础上通过让渡政治权力降低信用成本的方式，发展出降低发展成本的治理体系。然而，这种充斥着民族文化隔阂，国别认同和文明自尊的多强国，多民族经济体是遏制资本主义扩张的（这点马克思早已指出）。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这种多元竞争态势早已大幅弱化。由此诞生的联合国及其附属国际秩序，首先仍是一个全球强权势力相对较多的情景下的产物，同时也是平衡西方集团之间利益的协商机制。这是它的历史局限性。

而现在，全球已经从二战后秩序转向了各国实力差距比冷战时期更加巨大的超级大国模式。当全球化供应链让存在文明冲突的两个超级大国都无法完全脱钩时，当基建与网络已经令全球已经的劳动力，土地，金融，和生产资源大幅摆脱国别和文化限制时，当主导人类未来的核心科技已经向唯一可支撑其研发的中美不断聚集时，当资本主义已经建立起一个不断集中高效的全球经济基础时，这个基础与运行其上的，政治权力和话语难以忍受的分裂以及平等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巨大错位。

自由主义秩序的发展仍是服务于资本主义扩张的工具，而资本主义总是在聚集和扩散之间来回切换。当它需要扩张市场并增加资本流动时，便呈现出分化和扩散的行为模式，而当它需要重新控制生产力分配，或是关键生产力发生突破时，为了保证资本对这种新经济范式的绝对控制，又会进行聚集，这与西方代言人的发展是同步的。  

华尔街就是整个资本主义阵营的核心之一

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是资本主义在上一轮扩散周期中选择的意识形态机器。它的结构性目的仍是服务于资本和市场的全球扩张，以及资源、商品、劳动力的全球调动。

但与此同时，人类科技的大幅进步又令科技发展迅速向核心国家聚拢。在苏联解体后，“东方集团”垮台所释放出来的巨大成熟市场，让资本主义得以短暂维持扩散与聚集并行的黄金时期的局面。然而，或许是“死于安乐”的缘故，人类如今所有关键技术的突破陷入瓶颈，所需成本已经开始接近任何单一国家所能承担的极限。同时，全球财富分配的过于不均令市场开始失灵，无法弥补资本主义内部问题导致的增长放缓和资本萎缩。

在资本主义毫无节制地透支未来几个世纪后，人类发展终于遇到了气候危机、物种灭绝、生化疫情、科技风险等等全人类级别的生存危机。面对这些同时指向发展与存亡的问题，资本主义迫切需要一个流通性更强，资源调动更加集中，权力分配更加高效的新全球治理体系。这时，现行的国际秩序就成了阻碍世界资本、资源，以及权力进一步整合的障碍。

最后，自由主义掺杂着自启蒙运动始就抱有的“普世价值”情愫，并被美国所继承。作为资本主义的诞生地和上一代宿主，西方文明秉承着资本主义与启蒙运动道德体系相绑定的发展路径。它不仅满足了资本主义的扩张需求，同时也令启蒙运动思想不断传播。而它背后的普世情怀，以及欧洲的文明先进性，甚至也包含在马克思主义中。

然而，这种情怀终究是被资本主义所不容的。正如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在不断扩散并异化人类生产生活时，终将消灭所有人类过去的社会和文化形式。于是，在西方国家自身的崛起道路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思想和行动的巨大差距——从“人人生而平等，但黑奴不是人”，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到碳税与碳排放权，到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和平”奖，直到今天的马杜罗被捕。

这种虚伪之下，资本主义正逐渐抛弃自由主义和背后的启蒙运动理想，并将其视为负担。在17世纪它是资本主义扶植政治革命的主导思想；在18世纪它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天赋权利，在19世纪它是西方先进性的体现；在20世纪它是资本主义自我批判的安慰剂；在90年代末它是“历史的终结”，在21世纪初它甚至还能作为冠冕堂皇的理由发挥一点价值。

1月3日，白宫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的妻子凯蒂·米勒在社交平台X上发布了一张覆盖着美国星条旗的格陵兰岛地图，引发格陵兰岛不满 X网站

早已被资本主义的丑陋玷污殆尽的启蒙思想已经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消灭人类固有政治和社会形式的障碍。于是这种思想，以及怀抱这种情怀而顾影自怜的欧洲都被无情地抛弃了——在以色列的疯狂和横跨美国与欧洲的极右翼的崛起背后，资本主义正在挑选更符合自身现状的，更没有历史负担的，更加具有普遍性的，更加去民族化的，更加纯粹的新宿主。

在世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科技－经济发展深度互嵌，权力阶层差距急剧增大的21世纪，现有国际秩序不仅在操作层面冗余、失灵，更在底层逻辑上根本失去意义。而随之伴生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道德，则是一个不再被支付的奢侈体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不断异化过程。原本作为资产阶级社会运转基础之一的现代国家制度，终于被资本主义扩张本身所异化和扬弃。

笔者并不认为这种高度发达的全球资本主义是良善的，也不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一文不值。现实是，这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错位，必将被新经济现实下的代言人解决。资本主义不仅不再需要道貌岸然的国际秩序，更不需要比其更加根本的“主权国家”或是“政治独立性”，特别是当拥有这些身份的国家的整条命都必须依靠以中美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时。

委内瑞拉事件看似是美国逆全球化后返祖般的18世纪殖民主义行为，其实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真正加深后，终于开始抛弃其旧政治意识形态宿主。所以，当美国的门罗主义开始践踏委内瑞拉时，它并非在遏制全球化，反而是在遵循全球化的逻辑。

换句话说：当经济全球化后，“强权国家”的身份便逐渐成为奢侈；而最终，“主权国家”，甚至“国家”这个身份也将成为奢侈。世界也将从资本主义惯养的全球秩序余波中苏醒，体会短暂的幻梦之后现实的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