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背景/资源重要性：以陈寔、卢植为例

用统计方法研究史料相对匮乏的时代显然有其不足之处，很多学者和票友都有谈到，这里不再赘述。然而，仅就这个问题而言，毛氏的统计还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而接下来，本文抛开冰冷的数字，从几个个例的角度，来回答题主的问题，主要说明汉末的“出身好坏”，比起魏晋南北朝，更多取决于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三维组合，而非政治背景单维。

颍川陈氏

每每提到汉魏的“世家大族”，颍川陈氏很容易浮现于脑海，而陈群又被视作“九品中正制的始作俑者”（实则此论有谬）。但倘若我们用观察魏晋南北朝士族的眼光来看陈群的家世，会觉得十分奇怪：这家伙的出身太差了吧？！

陈群的曾祖父竟史无记载，这种背景如果到了南北朝时期的士族社会可不是光荣的事情。陈群的爸爸陈纪位列大鸿胪，是九卿之一，但实际权力并不大。最有趣的是陈群的爷爷陈寔，此人《后汉书》记载“出于单微”、“家贫”，起家官是“县吏”，然后从督邮当到县令。如果我们认为东汉时士族社会就已经牢固，那么一个县令的儿子，怎么可能位列九卿呢？

颍川陈氏世系图（截自维基百科）

这种疑惑，恰恰说明东汉并非士族社会，而陈纪作为寒人底层官吏的儿子，并不一定就出身差。这是因为在汉末，“出身”并不完全取决于政治背景/资源之单维，而是政治、文化、经济的三维组合。陈纪的出身，虽然在政治上被官宦世家爆出渣、经济上也不富裕，但他爸爸在文化维度上的超凡造诣，足以让儿子可与官宦大族子弟并驾齐驱。而到了陈群为首的第三代，颍川陈氏便已被视为名门望族。

一代目寒门陈寔之道德清高世人皆知，而又因党锢之祸囚禁一年。党锢经历在汉末属于天然正确，可以让子孙的文化资源猛增。《后汉书》对陈寔的评价是“唯陈先生进退之节，必可度也”。 在“下品无势族”的两晋，陈纪因为他爸只是个县令，根本不可能成为中央高官，但在后汉这种三维背景并立的时代，文化资源的大大加分却是家族兴旺的有效助力。

范阳卢氏

言中古士族者必言崔卢。范阳卢氏的始祖卢植在汉末文武并济，可称国之柱石。

而我所感兴趣的是曹操对卢植的评价：

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 --《后汉书》

要知道，在魏晋和后来的南北朝时期，出身相对寒微之人是不可能成为“士之楷模”的，而在汉末的卢植却可以。

这里我并不是说卢植出身比陈寔还要寒微，但是我们在任何传世史料里都找不到卢植的任何近祖、远祖当过什么官，甚至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最过分的是，连《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里都没有对卢植的祖上有过任何记录。

熟悉中古士族的人都知道，《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是官员家世的天花板。该表的一大功能就是为唐朝宰相吹牛皮，凭空捏造嫁接攀附一堆有名的祖宗，给唐朝宰相脸上贴金。这个《世系表》不仅吹近祖，还要吹远祖，越远越好。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我这里就举唐玄宗宰相张说的例子。

为了给张说脸上贴金，《世系表》说张说是西晋司空张华儿子张韪“寓居江左”后的后代。但在更权威的《晋书》里，张韪分明是和爸爸、兄弟一起夷三族的时候同时遇害了。

韪，晋散骑常侍，随元帝南迁，寓居江左。--《新唐书》

祎字彦仲，好学，谦敬有父风，历位散骑常侍。韪儒博，晓天文，散骑侍郎。同时遇害。--《晋书》

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更是把张华认祖归宗到汉张良之后。这样张良-张华-张说（另一分支还有张九龄）的完美超级大族的谱系就建立成功了。

但即便是乱吹祖宗荒唐如此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也无法给唐朝范阳卢氏8位宰相找到比卢植更远的达官祖宗。因此，我们用天花板逻辑，也可以推测卢植的出身，至少从政治背景/资源而言，是相对寒微的。卢植这个背景，如果到了魏晋，以及后来的南北朝，是很难成为“士之楷模”的。西晋评价比较高的张华，在西晋算寒门，但好歹也是郡守的儿子，比起卢植来说还要强一些。

卢植得以跻身朝廷要职，后来被评为“士之楷模”，主要有赖于自己杰出的经学造诣、高如陈寔的道德水准和优秀的行政能力，这其中经学造诣和道德水准都为儿子卢毓提供了优质的文化背景/资源。卢毓在曹魏统治集团平步青云（除了曹爽时期略被打压），靠的可不是父亲卢植的“势力”，因为卢植在自己十岁时就死了。可见，文化背景/资源的力量在汉末扮演了重要角色。

要知道，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士族社会后，靠文化背景/资源上位是极为困难的事情，比汉末困难得多。萧道成在刘宋时期曾师从名师雷次宗，但豫章雷氏贯穿六朝都是小姓的水平。窦炽在北魏时期师从名师祁忻，但范阳祁氏在北朝和隋唐连小姓水平都无法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