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从2020年的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到如今的ICE枪击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又是明尼阿波利斯？这是巧合吗？还是说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尤安：不，这当然不是巧合。同一座城市发生了三起影响重大的暴力执法事件，还都是特朗普任期，这完全不是巧合。就像我前面提到的管辖权矛盾的问题一样，在明尼苏达州，各机构之间的协作不畅不是偶然的，而是刻意为之的。

目前，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多数ICE探员不仅要担任移民执法任务，而且还要做安保工作。这是因为在大多数地方，本地警察会承担安保工作，而明尼阿波利斯当地警方拒绝这么做。地方政府已指示当地警察部门不得协助ICE。

ICE在全美50个州都有活动，在大部分州并没有出现类似问题，没有枪击事件，也没有重大冲突。但确实在少数地区发生了，明尼阿波利斯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地区通常也是地方政府制定了政策，有时甚至将之编入法律，禁止当地警方和地方当局与移民执法部门合作或共享信息。

实际上，就在枪击事件发生前，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宣布放弃连任，退出竞选活动，因为一些政府的舞弊丑闻，而且舆论焦点将其与移民社区联系起来。

我认为蒂姆·沃尔兹从中（ICE枪击事件）受益了，因为他成功转移了焦点，使人们不再紧盯舞弊丑闻，而是ICE的暴力执法行为——这对民主党人是有利的。

观察者网：接二连三的事件是否会推动国土安全部重新思考ICE的培训方式或现场决策机制？是否有讨论引入更强大的独立监督机制来追究这些执法人员的责任？

尤安：今年肯定不会。未来或许会有一些改革，我认为也有改革的空间，改革终会到来，但不会立即实现。

我认为联邦政府释放的信号会是：如果地方执法部门与我们合作，我们就不会整天被大批抗议者尾随和干扰调查。他们坚称，存在一个非常激进的反ICE活动团体，专门骚扰ICE执法人员。

同时，ICE的工作性质涉及应对国际有组织犯罪，因此该部门希望在保持问责制与维持一定程度的匿名执法之间找到平衡。

我认为，折中方案可能是要求官员佩戴警徽编号——即使不摘下面部遮盖物，也需要有可见的警徽或身份编号。此外，佩戴执法记录仪，如随身摄像头，可能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妥协方案。

观察者网：目前，国土安全部计划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来修复与其他部门的关系，并赢回公众的信任呢？

尤安：赢回公众信任？我认为这非常困难。

观察者网：至少得保住MAGA的那一半支持者吧。

尤安：光有49%不够，你需要有51%，所以还得下些功夫。我认为DHS正尝试在“庇护城市”的概念上做文章（指美国一些反对驱赶非法移民的市政管辖区，此类管辖区的特点是不太会与联邦政府一同采取措施执行移民法，即不太会驱赶非法移民）。

1月21日，人们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惠普尔联邦大楼外抗议。新华社

他们希望得到地方合作，他们知道地方警察与社区已有现成关系，移民执法部门可以加以利用。如果你听目前特朗普政府的说法，他们释放的信号是：这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因为如果得到合作，我们本可以顺利开展调查和执行逮捕。

例如，在大多数州，如果一名非法移民因酒驾、非法侵入等轻微犯罪被拘留，他们通常会被关押在监狱，直到移民当局前来接管。这种抓捕方式不张扬，也很容易，因为他们已经在押了。但在明尼阿波利斯和明尼苏达州，你得不到任何这方面的合作。地方警察在很多情况下不会拘留已被逮捕的非法移民，即使他们因其他罪行被捕，地方警察也不会与联邦执法部门共享已知住址等信息。

因此，ICE某种程度上被迫进行公开逮捕，因为他们不知道目标人物的住址，无法在监狱或法院顺利实施拘捕。所以，特朗普政府传递的信息将是：通过向地方政府施压要求其配合，我们可以改善关系。因此，我认为“庇护城市”的概念确实岌岌可危。

观察者网：能否谈谈你对于“庇护城市”的看法？

尤安：我很多朋友都是移民，我的家人其实也算是移民，我妻子本人也是移民来美国的。

对于“庇护城市”，我会从经济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举个例子，当大规模移民发生时，对社区的影响是什么？有些社会影响可能难以衡量，但经济影响是容易衡量和分析的。最直白的一点，它会压低某些行业的工资。

如果你是雇主，我在招聘时可以用很低的成本雇到人，这对雇主有利；但如果我是求职者，我想在某个行业找一份工作，这（移民涌入）就伤害了我的利益，因为该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减少了。

同样，当你想买房时，如果你的国家有上千万非法移民存在，这会推高住房需求。需求增加，成本就上升。因此，在那些拥有大量移民——无论是非法还是合法——的地方，对收入和住房确实有影响。我认为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或者说我是这样看待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