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今世界的头号“帝国”，美国的霸权不仅体现于军工、经济等“硬实力”，也体现于文化与观念、制度与决策等“软实力”。要剖析美国政治的运作与美国霸权的形成，就不免要问：经济上的硬实力何以转化出文化和政治上的软实力？支撑软实力的体制性力量究竟是什么？

对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银培萩在其新著《暗金政治：慈善基金会与美国霸权》给出了一个颇有创见的回答——慈善基金会。银培萩在书中阐述了慈善基金会及其推动的“金智复合体”何以在幕后对知识生产和政治决策施加影响，让“深层国家”浮出水面，为美国政治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

观察者网与银培萩展开对话。在对话中，银培萩具体解读了慈善基金会的“观念有机化”、“精英社会化”等机制，及其在美国政治乃至国际政治中扮演的角色。

观察者网：对于“慈善基金会”，我们中国人总是熟悉又陌生。一般来说，富人做慈善，是为了稳固财富、赚更多的钱，还是纯粹出于个人的怜贫惜弱冲动，抑或是为了影响社会、实现更高层次的价值追求？

银培萩：慈善究竟是为了“生意”、“善意”还是“民意”呢？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人们很久了，学术界也形成了两派观点，各持己见。总体上，经济学家认为“善意”居多，因为他们关注效率，觉得慈善只是为了更高效地解决困难；而政治学家认为“生意”居多，因为他们关注公平，担心慈善赋予富人更大的权力，使经济不公平扩大为政治不公平。

慈善基金会本身是一种中性的捐赠工具，它雇佣一群专业的人，按照捐赠者的意愿，把钱有计划地分配出去。它代表的是财富精英，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散财的能力和意愿。在财富基础上，他们的目标是多元的，各人有各人的志趣。

从现实层面看，有的富人捐钱是为了“生意”。比如，2019年，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非法滥用“特朗普基金会”的慈善资金，被纽约州判处两百多万美元的赔款，特朗普基金会也因此解散。克林顿夫妇创立的“克林顿基金会”也因为类似的问题而解散。

特朗普的慈善基金会（图源：华盛顿邮报）

但有的富人确实不会用慈善来追求额外经济利益。比如扎克伯格夫妇创办的慈善机构“陈·扎克伯格倡议”注册为限责任公司（LLC）的形式，放弃非营利组织的税收减免，以换取更大的参政自由。他们的目的可能是用慈善来实现更宏大的社会影响。

一言以蔽之，基金会是有财富的精英为了多元化的目标而设立的捐赠工具。

观察者网：您认为，上面提到的“慈善基金会”的三个主要目标——慈善公益、财富运作、权力运作各自的占比大概是多少？

银培萩：慈善的动机是很复杂的。历史上，西方的慈善往往与宗教绑定，因为基督教在早期大量吸取了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以及《旧约》、《新约》中有关财富与来世间关系的阐述，建构了一种很坚定的信念——罪行可以被“赎买”。《旧约·箴言》中曾有记载：“人的财富是他灵魂的赎价”。《新约·马太福音》中也载录了耶稣对一位富裕年轻人的告诫：“变卖所有财产并把它交付穷人，你将在天堂拥有财富。”现代化以后，这一动机逐渐减弱，慈善的动机趋于世俗化、多元化。

首先，这三个目标不一定是互斥的，有的基金会可能同时实现了三个目标。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就是这样。它为全球卫生治理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抗疟、艾滋病防治、妇女儿童问题、新冠疫苗研发等多个领域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盖茨基金会与制药公司以及食品卫生公司的利益关系也受到一些关注和讨论。此外，盖茨基金会因此获得了与主权国家近乎平等的权力，在多边主义机制中稳稳地占有一席之地。

其次，三者的比例与基金会的规模有很大关系。大部分中小规模基金会服务于社区，从事单纯的慈善公益，也就是我们惯常想象中的温情脉脉的“慈善”。有些人给基金会捐钱可能是为了获得税收减免，这无可厚非，与基金会规模无关，也谈不上财富运作。真正的财富运作、权力运作，只有大型基金会才能实现。当然，并不是说所有大基金会都这么做，而是说规模是实现这些更宏大目标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具体到美国，至少“前50强”的慈善基金会才有机会去追求财富运作、权力运作这种目标。

观察者网：2001年，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加文·戴维斯提出了“慈善资本主义”概念。“慈善”的起点是私人财富，而哪些关键的运作机制能够推动其最终转化为意识形态影响力和政治权利？

银培萩：戴维斯所谓的“慈善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无关，而是指用做生意的灵活办法来做非营利性的公益事业。它的基本假设是：人都是理性的，如果一味给予，受助者会丧失主动性，出现传统慈善救济中常见的“养懒汉”现象。从16世纪开始，欧洲的新教国家就开始整顿“越养越穷”的慈善现象，试图向穷人灌输固定劳动的习惯，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自立，这种观念是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一致的。所以，经济学家才提出了“慈善资本主义”概念，即用资本主义的工具和战略来做公益，确保每一分钱花到位了，实现公益效果的最大化。

至于与意识形态有关的慈善机制，我后来在《善意、民意还是生意？——第三次分配视角下的西方慈善政治化》这篇文章中做了详细探讨。慈善资源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介入政治机制，这一现象已对美国民主的至少三种核心要素产生影响:

一是金钱，慈善助长了政治融资中“白金”与“黑金”之外的“暗金”现象。所谓“暗金”，就是以金钱影响许多看似与政治无关的非营利事业或独立意见领袖，从而间接影响政治实务。

二是政党，慈善加剧了政党的党派性与政党的意识形态极化。慈善家会结成网络，有意识地培育自由主义或者保守主义的力量，在民间复刻政治极化的局面。

三是选举，慈善促进选举策略从短线投资向长线投资转变。往后，竞选将不再是选举年内的“一锤子买卖”，慈善基金会将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潜移默化地影响投票人及利益相关的精英的观念。

观察者网：具体来说，慈善基金会是如何打造“金智复合体”，从而影响和组织知识界的？您能否向我们详细阐释一下“观念有机化”和“精英社会化”这两个概念？

银培萩：我研究了很多年的基金会，反复琢磨它们在美国和国际政治中的行动。后来我发现，这些行动的本质还是精英政治，可以概括为“金智复合体”，与“军工复合体”形成“一文一武”的对照。

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很早就发现，不同部门的精英会抱团，混合使用他们在军事、工业、政府部门的资源，形成“军工复合体”。

而社会生活中还有很多非军事的重要事务，如何去影响这些事务上的政策？精英会混合使用金钱、观念、人脉等力量，沿着“金钱—观念—政治”的三元关系链来潜移默化地施加影响。慈善基金会主要在上游（金钱—观念）运作。金智复合体有两条并行不悖的实践路径，即“观念有机化”和“精英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