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有机化是指将观念培育成熟并获得社会影响力与政治生命力的机制。葛兰西提出“有机知识分子”概念，认为高级知识分子扎根在社会运转的各个具体环节和过程中，从中提炼出有领导力的思想。观念有机化就是有计划地投资，将静态的、象牙塔中的观念培育成熟，使其融入社会并最终纳入政策的机制。

上世纪80年代，科赫基金会领导人理查德·芬克（Richard Fink）曾总结过与观念有机化非常近似的资助策略：第一阶段，对知识分子进行投资，让知识分子的想法成为“原材料”；第二阶段，对智库进行投资，将思想转化为政策；第三阶段，对公民组织进行资助，形成来自“公民社会”的庞大压力。这一资助策略像制造产品一样“制造”政治变革，将政策议程的生产线规划好，只待购买、组装和接通。

精英社会化是指通过社会网络影响精英、扩大观念影响力的过程。头脑中形成的观念无论多么精致，都唯有得到关键人物的认可方能落地。所以，在观念有机化机制的每个环节，都需要学术、传媒、教育、社会运动甚至政府官员等各界人士的支持。“金智复合体会”在与观念最直接相关的专业精英中建立网络，然后推动网络向其他领域的精英扩散和融合。这些专业精英被建构成以“客观科学”为立场的专家、顾问或“社会工程师”（social engineer），对政策制定施加影响。

观察者网：前面我们谈到，慈善基金会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运作机制，在意识形态层面影响精英，最终将影响力传导到政界和大众。那么，慈善基金会本身所持的政治立场源于何处——是金主或金主集团的个人意志，抑或有更为复杂的来源？一个历史悠久的慈善基金会所持的意识形态和目标是一以贯之的吗？

银培萩：很肯定地说，很少有其他美国社会组织比基金会更能集中体现捐赠者的个人意志，这主要是由资金来源决定的。我们都知道，美国有很多利益集团，但是这些集团的领导都不可能乾纲独断。不管谁做领导，都要去筹钱，解决组织维护（organizational maintenance）的问题。社会学中的“资源动员理论”也有类似观点。

钱从哪里来呢？第一种解决方案是收取会费，这也是最传统的公民社团模式。这种组织的管理必须十分民主，办什么事都要听大家的。

另一个解决方案是从外部筹款，申请更大的金主资助。这样一来，用款的方式就要服从出资者的条件。

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十几年前的研究就发现，在美国公民生活中，会费模式已经十分衰落；绝大多数利益集团依靠外部筹款，雇佣专业人士来打理组织。基金会的优势就在这里体现出来——它用自己的钱，还为其他组织花钱，出钱的人可以获得最大的决定权。

金主/金主集团的个人意志总体上是很强的，但也会受到专业人士、历史经验的影响。每个慈善基金会在成立之初，都会定下一套系统的价值和目标，主要由“金主”个人决定；如果他愿意的话，还会吸收一些专业人士的意见。例如，著名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之初，洛克菲勒本人没有十分明确的想法，他的慈善事务顾问弗雷德里克·盖茨（Frederick Gates）帮助他制定了“基于科学捐赠原则的政策”，也就是放弃慈善机构的“零售”模式，改为制度化的“批发”慈善模式。

一旦基金会运作起来，其立场也会在长期实践中微调。比如，安德鲁·卡内基创办的一系列基金会至今已经运作了一百多年，历届领导人都对基金会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总体上保留了卡内基最初的主张，例如“和平、自由”等。福特基金会就更典型了，总体的自由主义立场从未改变，但在不同主席的影响下，不同时期的具体资助策略和重点也会有所变化。

观察者网：您在最新的著作中探讨了慈善基金会与美国霸权之间的关系，并将其视为美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人在讨论美国政治时，喜欢使用“深层国家（deep state）”概念。在您看来，和政府联系密切、颇有政治影响力的慈善基金会是否构成所谓“深层国家（deep state）”的重要组成部分？

银培萩：“深层国家”这个词是被特朗普炒热的。在此之前有一些严肃的相关研究，但并没有直接使用这一术语。比如，杰森·罗伊斯·林赛（Jason Royce Lindsey）在其2013年的著作《国家的隐瞒》中指出，美国存在一种持久但鲜为人知的权力要素，可以在非显性状态下保持连续性权力。2016年以后，特朗普以阴谋论的色彩，把职业官僚渲染为一个与民选总统对立的整体，让“深层国家”一词火了起来。近两年，中国学者对深层国家也有一些研究。

有趣的是，这些研究或评论都不曾提及慈善基金会，而是关注情报、国防、外交等美国政府中的稳定权力机构，以及知名的华尔街、硅谷、国防承包商等利益集团。可以说，深层国家目前的含义还是我们常常看到的那一层。

我个人认为，大型慈善基金会符合林赛定义中“深层国家”的特征：它们隐藏在幕后，对美国社会和政治施加颇具连续性的影响。但是，大型慈善基金会即便在深层国家内部也应该属于较深的一层，对政策的影响不是那么直接。而且它们有特定的兴趣领域，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并不是全覆盖的。

什么是美国政治幕后的“深层国家”？（图源：NBC）

观察者网：慈善基金会还有一个更加广为人知的称呼——NGO（非政府组织）。这个词在网民关于“境外势力”的讨论中频频出镜。根据您的观察和研究，美国的慈善基金会究竟是否已将权力的触手伸进中国、影响中国舆论、为中国舆论场“设置议程”？

银培萩：其实从广义上讲，一切非政府、非营利的组织都可以被定义为NGO。由于NGO的指向过于繁多，国外一般会分门别类，将NGO分为慈善基金会、智库、游说集团、草根行动组织等不同类型。

在中国语境下，“境外势力”主要是指海外背景的草根行动组织。这类组织的确曾经在许多国家活动，与美国的情报、国际发展部门，以及半官方的外围机构“民主基金会”（NED）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上，慈善基金会曾作为上游的资金提供者参与过这种活动。比如，冷战期间，福特基金会在欧洲和拉美资助了一些组织；冷战后期，索罗斯（George Soros）在东欧国家设立了“开放社会基金会”，这些我在书中都有谈到。

但是，慈善基金会目前已很少以“境外势力”的方式进入中国了。每个国家都会考虑到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安全性，就连美国也在积极修订《外国代理人法案》，对所有在美国注册的境外组织保持谨慎态度。中国的社会组织一向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有序活动，自2017年《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开始实施以来，中国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进一步规范化。

现在，慈善基金会更多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影响中国。它们在中国的许多活动都是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模式来运作的。例如，盖茨基金会与中国的卫生合作，是直接与卫生部、外交部等官方部门对接的，盖茨本人还与中国领导人有多次会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清华大学有共建学位项目，培养了很多有益于中美的精英人才；福特基金会对中美的智库建设、人文交流、气候合作等议题都有贡献。

总体来说，大型慈善基金会在国际发展、全球治理方面的确有很多资源和经验，不应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它们。我们应该相信政府在筛选和管理境外组织方面有成熟的机制，去掉一些无意义的“阴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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