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韩国社会与政府对慰安妇问题的政策与立场随时代而变化。能否请您以最近10年为主，简要谈谈朴槿惠政府、文在寅政府、尹锡悦政府以来的应对基调？

尹明淑：最大的变化是朴槿惠政府时期2015年12月28日韩日两国外长发表的“2015年宣言”。其主要内容是：宣布通过此宣言，韩日两国的“慰安妇”问题“最终且不可逆地”得到解决，日本政府将动用政府预算出资10亿日元，并在韩国成立财团来共同履行这一过程——这是根据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与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5年11月2日举行的首脑会谈中发表的“考虑到今年是韩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转折点，应尽快加速协商解决慰安妇受害者问题”的政治决断而推进的。

随后，韩国外长关于“将与相关团体协商，妥善解决（拆除）位于驻韩日本大使馆前的少女像”的发言，如同火上浇油一般，遭到了受害者与市民团体的强烈反对。日本政府通过外相表达了“道歉与反省之意”，但安倍首相拒绝向受害者发表道歉声明。

尽管如此，朴槿惠政府仍于2016年7月28日设立了女性家庭部主管的财团法人“和解与治愈基金会”。设立后，在向受害幸存者支付援助金的过程中，因受害者的反对及财团方面说服过程的抗议等引发了争议。朴槿惠总统因弹劾被罢免后，继任的文在寅总统于2018年9月25日在纽约会见菅义伟首相时表示，“由于慰安妇受害老奶奶和国民的反对，和解与治愈基金会已无法正常运作，只能枯死”，这也传达了解散“和解与治愈基金会”的意向。

2019年6月财团完成“解散登记”后，该基金会解散，但日本出资的10亿日元中，剩余约折合56亿韩元的处理问题却悬而未决。文在寅总统虽表明“不会重新协商”，但以“填补日本政府出资10亿日元”的名义编制了103亿韩元的预算，并在女性家庭部下属的韩国女性人权振兴院内设立了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所。

然而从目前来看，和解与治愈基金会的剩余资金和103亿韩元的去向尚未确定，自尹锡悦政府以来未有明显进展。

11月21日，韩国政府宣布将解散“和解与治愈基金会”。当天在首尔钟路区旧日本大使馆前召开的集会上，集会参加者正在撕开写有“2015年韩日协议”“和解与治愈基金会”的纸张。图片来源：韩联社

观察者网：随着时间流逝，能够直接证言当时经历的幸存者正逐渐减少。在此情况下，如何才能将受害者们的证言作为历史上可信赖的记录保存下来？

尹明淑：各国的日军“慰安妇”受害幸存者人数仅剩个位数。韩国的情况是，截至2025年5月，在政府登记的240名受害者中仅有6人幸存，她们的平均年龄为95.7岁。在韩国，市民团体们记录、整理了她们的证言并出版成书。

此外，在女性家庭部的支持下，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所也在推进将证言文字化，并将其作为资料集出版。她们的证言通过导演或作家以戏剧、小说、诗歌等作品形式重生，为大众提供了通过日军“慰安妇”问题思考战争与和平、人权等议题的契机。

不过，受害者们的证言本身可能是不稳定的——因为人的记忆并非像纸上写下的文字、岩石上刻下的字迹那样永恒不变。例如，为了忘记过于严重的痛苦，人们会扭曲自己的记忆，抹去造成痛苦的原因，但也有人会深刻留下记忆并证言自己的经历。尽管这些记忆并不稳定，但来自各国众多受害者的亲身经历（证言）汇聚在一起，使我们能够更具体地了解日本军慰安所制度的实态。

除此之外，能够查明制度实情的不仅是证言，还有文献史料。证言与史料在查明真相方面起着互补的作用。研究者在将史料引用到论文时，也需要确认该史料出自谁的立场，同时结合其他史料和时代背景进行批判性分析与审查。然而，关于证言，有一点最为重要且必须加以关注。证言本身就是历史。她们的受害不仅仅停留在当时慰安所里的性暴力，而是延续到了战后的人生轨迹之中。即便记忆存在不稳定或产生了歪曲，那本身也是性暴力所留下的痕迹，是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她们的证言应当以其自身的形式保留下来，并应被继承与铭记。

最后还需要补充的是，为了更立体、更全面地把握当时日军慰安所制度及日军性暴力犯罪的状况，不仅需要受害者的证言，收集当时情况目击者的证言也很重要。中国和韩国一样，受害幸存者均已年迈，恐难再作证言。所以，也需要对她们的家属、遗属或慰安所目击者等进行更多的证言记录。访谈内容应进行文字化，作为资料集出版，并留存影像资料，以便众多研究者用于研究。

在以儒教为生活伦理基础的韩国、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中，贞操往往被强调为女性的价值。受这种习俗性观念的影响，女性们常常把性暴力的受害经历视为自己的羞耻，或是玷污家族名誉的行为。正因如此，受害者们在公开证言揭露国家性暴力时，需要付出极大的勇气。今后，如何打破并矫正这种观念，也是留给我们的重要课题之一。

观察者网：即使最后一位幸存者离世，法律赔偿请求是否仍具有意义？您认为，在当今形势下，研究慰安妇问题的现实意义与价值何在？

尹明淑：对受害者当事人而言，赔偿可以说是当今社会体系中加害者（日本政府）承认其加害行为的标识。我曾在1991年与“慰安妇”受害者金学顺见面，当被问及想对日本政府说什么时，她回答“请把我的青春还给我”。然而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加害者以金钱向受害者进行赔偿。如果日本政府承认日军慰安所制度是国家犯罪并支付法律赔偿金，那么对受害者及其家属、遗属来说，这是对其长期以来所受伤害的补偿，意义非常重大。

“慰安妇”问题并非仅仅停留在受害者向加害者（日本政府）要求承认事实、道歉、法律赔偿等层面。换言之，它并非仅仅是当事人的问题。这是过去与现在的“我们”共同牵涉的事件。

首先，日军慰安所制度是国家犯下的罪行。它交织着殖民统治与帝国主义下的民族歧视、对女性的歧视以及蕴含的阶级问题。此外，战后处理问题、种族主义、战争与和平、妇女人权等诸多问题，在今天仍然存在，并与“慰安妇”问题紧密相连。

“慰安妇”问题的解决，并非以受害当事人与日本政府之间进行事实认定、道歉、法律赔偿而告终。它要求“我们”解决仍根植于我们生活中的父权制男女不平等、废除女性歧视，进而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与殖民统治的战后处理未能妥善执行的问题。

战后冷战开始后，在美国主导下签订的《旧金山和约》，使得日本与亚洲的所谓和平条约内容尤其不正义；韩国在1965年的韩日协定中也未能清算殖民历史，更何况日军“慰安妇”问题甚至未被提上谈判桌。

研究“慰安妇”问题也是解决这种不公正的一部分。同时，为了实现尚未到来的性别平等社会，对该问题的研究也必须持续下去。

在中国云南省松山市被解救的日军韩国慰安妇韩联社

观察者网：在民族主义高涨的东亚，慰安妇问题能否超越政治对立，成为地区人权对话的起点？中韩两国可以共同推进哪些事情？您认为中日韩三国可以共同推进的课题是什么？

尹明淑：这与人类想要走向何方息息相关，我认为我们前进的方向是共生共存的共同体。我相信所有人都梦想着一个人人平等、和平、幸福的社会。世界如今已无法独存，国家经济和国民的生计无法在一国内部解决，而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互关联——这一点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谈判过程中也可看出。

各国相互交织、相互连接。让人作为人而生活的共同体，并非仅仅满足于温饱、金钱就能实现。“慰安妇”问题作为妇女人权问题的象征，已获得国际社会的共识。因此，志同道合的韩中、韩中日人民的团结并非难事。各国人民可以一起学习、交流，各自国家的“慰安妇”问题是什么？团结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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