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到内地来读研究生，我觉得自己享受到了内地实实在在的支持，而且还特别地眷顾，我当时享受了教育部的港澳学生研究生奖学金，不仅免学费还可以住北大勺园，每个月的津贴是350元，甚至比咱们内地同学每个月的260元还要高。

所以那会儿回归的时候我们很兴奋，我记得我们一群年轻人在北大勺园拿着国旗，在大屏幕上看到咱们解放军通过澳门拱北的关口进澳门的时候感觉特别的激动，因为我身在北京，通过大屏幕看到我们生活在澳门的居民都很自发地到那里，他们的眼神也看得出都非常感动。我们作为青年人心里确实是非常地激动，半夜的时候我们一群人跑到了北京天安门等待第二天的升旗。

在天安门广场庆祝澳门回归（图片来源：网络）

观察者网：20年过去了，您觉得澳门和20年前相比，有哪些比较显著的变化？

叶桂平：咱们不谈别的，我觉得澳门人有一种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因为谁不知道澳门是享受了一国两制的优惠？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我们发展博彩业，中央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再加上我们的游客数量逐年攀升，使得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越来越多，政府又把财政储备反馈给我们澳门人。所以你看我们澳门市民现在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具体在哪里呢？首先我们每年都享受到政府的现金分享，老人家算下来每年都有五、六万块的净收入。此外，由于财政储备好了，政府也转变了作风，逢年过节也开始在街上布置了好多应节的装饰灯饰，或者举办一些吸引人的节目和活动，所以我觉得现在作为一个澳门人，真的是非常光彩。

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这些来源于哪里。如果不是内地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定位，如果没有一国两制，我们绝对不可能得到这些当年葡澳政府时期想都不敢想的东西。

澳门回归日，人民夹道欢迎进驻澳门的解放军（图片来源：网络）

反观澳葡政府时期，那真的是太差劲。我举几个例子，当时澳葡政府整个公务员的队伍用的都是葡萄牙人，或者他们自己的混血儿，我们叫土生葡人。少部分葡萄牙人以及他的后裔之外，百分之九十几的华人他们是不管的，所以我们的教育问题，得靠自己的“中青会”、“同乡会”这样的民间社团主办，比如说工会自己有工人子弟学校或者街坊总有会员子弟学校。

所以我觉得对比当年，现在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因为他葡萄牙人不会管你，而且政府的行政效率相当的差。有时候你去办什么证件，他头也不回“不行，条件不够”，然后也不告诉你差什么，你就得来回跑好几次。所以当时跟政府打交道要办理一个身份证都相当艰难，感觉备受歧视，因为葡萄牙人根本看不起中国人。

观察者网：您刚才也提到了澳门的博彩业，近年来中央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也在共同努力推动澳门的经济转型，努力走多元化和可持续的道路，您曾经在澳门特区政府任职，做过澳门经济发展规划相关的工作，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澳门在经济转型中所作的工作。

叶桂平：在回到高校之前，我在特区政府的智库任职了很长时间，我最近也在思考，因为我觉得中央对我们的唯一一个要求，就是“经济要适度多元”，确实其实连我们自己也看出澳门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主要还是依靠博彩、旅游业作为我们的龙头产业，但是博彩业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严重依赖外部环境。一旦有大型的自然灾害，比如说当年的非典，我们赌场没有人进去，门可罗雀，收入一泻千里。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人才过度流向博彩业，很多澳门青年不爱读书，就跑去博彩业那里面做荷官，觉得读大学还比不上高中毕业去赌场发牌。

这样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澳门这个地方的发展严重的依赖单一产业，而这个单一产业又非常于依赖外部环境，也就是说风险很大。

所以当时中央给我们明确了一个要求，就是要居安思危，你尽可能地经济适度多元，而且中央用的是“适度多远”，他没明确地指令我们要怎样多元，所以当时我们澳门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研究这个“适度”，具体怎么个适度法？

这10年来第3第4届特区政府都积极地在探索，首先借助博彩业周边的一些产业来发展，比如说发展跟博彩业比较相关的会展业、旅游、休闲，然后多制造一些非博彩的元素，让我们的游客有更多的看点，让他们有“回头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