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晏绍祥】

在中西文明比较中，中国的秦汉王朝与西方的罗马帝国特别受到青睐。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兴起的中西历史比较热中，中国学者就已经注意到两大帝国之间的可比性。马克垚先生讨论过罗马与汉代的奴隶制，指出奴隶的来源并不一定需要外部的补充，从帝国内部也可以解决。梁作干先生写过一部煌煌38万言的《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衰亡史》。如果说那时的中西比较主要是中国学者的兴趣，而且除少数人外，大多数比较从现代化的立场出发，把中国放在了不太有利的位置。近年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西方学者开始对中西历史比较发生浓厚兴趣。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沙伊德教授原本是做古代西方经济史的，后来转向了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比较，他主编的《古代中国与罗马的国家权力》最近刚由三联书店出版，涉及两大帝国的行政官僚体系、中央政府与城市社会的关系、财政收支、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笔者2015年在哈佛大学访学时，合作导师艾玛·邓奇教授与另一位东亚系的教授正合作开设秦汉与罗马的比较课程，当时也相当受欢迎，邓奇后来还获得该校类似教学名师的荣誉。

对秦汉与罗马帝国比较的兴趣，除中国崛起的客观因素外，如沙伊德指出的，本身有足够的理由：作为大约同一时期崛起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庞大强权，几乎在同一时间兴起和衰败，是前近代的庞大帝国中存在时间最为长久、也是最有成绩的。只是近年来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反倒不太积极，综合性比较研究的成果更是凤毛麟角。潘岳先生的《秦汉与罗马》尝试从国家治理层面探讨秦汉与罗马的异同，并且在传统与现代、文明共存与对话的层面，挖掘各自的“古老价值”，以实现“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鉴开辟出一条近路”的宏伟目标，用心不可谓不良苦。对作者的基本看法：“秦汉与罗马，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们不能用别人的高峰来比自己的低谷，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别人的低谷。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深刻地指出了学界在比较研究中可能落入的“陷阱”，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因该文的秦汉部分另有专家评议，我个人于秦汉史近乎白纸，不敢置喙，因而下面的评论会以罗马史为主线，基本不触及秦汉王朝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潘先生显然对罗马史有相当的认识和研究，对波利比乌斯和西塞罗理论的评述，以及对罗马共和国与帝国制度的论断，尤其是对共和国向帝国过渡期间罗马的历史，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对于希腊罗马经济始终是农业经济、共和国的制度是某种程度的混合政制、共和国的灭亡源自罗马贵族拒绝关注人民利益，基本是罗马史学界共识，笔者也深表赞同。罗马共和国能够从台伯河畔的一个小邦，经过两百多年的奋斗，统一意大利，又在统一意大利后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成为了地中海地区的霸主，共和国的混合政制程度不等地发挥过作用。

西塞罗雕像（图源：新浪网）

虽然罗马共和国的高级官职基本被显贵控制，显贵往往又限于少数有政治传统的家族，范围相当狭小；由卸任高级官员，其中大多数可以相信是显贵或者他们的后代，组成的元老院在罗马共和国中占据重要地位；所谓的民主因素：公民大会决定宣战与媾和和通过立法、选举和监督官员、以及保民官必须时刻注意人民利益等民主因素，在共和国的很长时期里，经常处于蛰伏状态，难以真正对所谓的贵族因素和君主制因素形成有效制约。但是显贵内部的竞争，让罗马人民的选票仍然具有意义：罗马的官员一年一任，一般不得连任，而且在很长时间里，所谓的荣誉阶梯，迫使有心从政的罗马显贵不能不从最基层的财务官做起，之后历经市政官、副执政官，最后到最高官职执政官。在他担任财务官之前，他还必须服役10个战季。从担任财务官到最后担任执政官，也必须有一定的间隔，因此即使他一切顺利，等到他爬到执政官的职位时，也已经40多岁了。由于罗马所有官职选举产生，而罗马人民是否会投票支持某个贵族的政治生涯，除他本人家族的势力外，还有他是否足够的金钱并且慷慨，或有足够能力不断赢得成功，或如西塞罗那样足够雄辩，能够积累起足够的人脉关系，以达成最后的成功。

因此，罗马官职的候选人必须像今天西方的某些政治家一样，经常出现在公民面前，适当地讨好选民，并且谨言慎行。如果他志在竞选执政官，则必须在担任市政官或副执政官时，做出足够让罗马人民印象深刻的事情，让罗马人能够知道他和认可他。否则他可能如同马略那样，在一天中两次输掉市政官选举，也可能如西庇阿·纳西卡那样，因为一个不恰当的玩笑而输掉竞选¹。在这个意义上，罗马共和国的贵族们并不完全是忽视民意的。

潘先生提到的罗马共和国的殖民，既是为了罗马战略上的需要，当然也是为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殖民者的土地，就来自罗马击败敌人后夺取的公有地。正如芬利等注意到的，公元前218年之前，罗马人至少把9000平方千米的土地分给殖民者或个体定居者，另有1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出售或出租；在公元前200年之后的一代人里，罗马为罗马公民和拉丁同盟者创造了5万座小农场。其中9000平方千米大约相当于公元前5世纪末罗马领土的10倍²，而5万座小农场，如果一座对应一个家庭，则相当于当时罗马公民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重新获得了土地，即使5万人中仅有一半是公民，也有10%左右的人重新得到了土地。所以，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之前，罗马的贵族们并不完全是忽视农民利益的。格拉古改革的发生，以及随后发生的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正因为公元前2世纪中期以来，罗马分配土地的行动基本停止了。由于分配土地的停止，共和国末年的罗马破产农民才不能不求助于高级官员和保民官，以从国家再获得一块土地。

所以，共和国的稳定，正因为罗马的那些掌权者们时刻关注农民的需求，而一旦他们不再关心，则农民就转向高级官员兼军队统帅以及保民官，罗马共和国的末日，也就来到了。在对共和国瓦解的原因做出判断时，我们是否需要应该把整个共和国的历史都考虑进来，而不主要依据共和国后期的证据立论？

同样的情况适用于共和国贵族对政治行动的态度。早期的罗马贵族的确有不少傲慢的，也不乏潘先生文中所说只会高谈主义、不干实事的，但也有不少真正为国或为自己出力的实干家。毕竟罗马从台伯河畔的蕞尔小邦扩张成为一个囊括地中海区的大帝国，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都是帕加马国王送来的，而是罗马人一块块地啃下来的，尤其是面对迦太基的威胁时，罗马人多次经历艰难，才终于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