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台湾精英与美国一样，并不放心国民政府能好好管理台湾。所谓“好好管理”，前者着眼于自治，后者着眼于东亚地缘政治。美国在二战最末期，已经开始警惕苏联对东亚地区的控制野心。

这就是战后数百名台湾士绅集体向美国人要求托管自治，直至独立的时代背景，“租借台湾”的想法可能也就是这么来的，他们认为战后中国很需要资本重建，所以想用钱买独立，但完全低估了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维，以及他反苏疑美的地缘政治立场。

再者，抗战胜利后，中国大陆旋即进入国共内战，蒋实无可能放任在他控制下的地区施行自治，因为那在军事与政治上都是大漏洞——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尤其是当时已工业化的台湾。在大陆的台籍国民党人，可能不在重庆政府核心，所以对这一点的自觉性不足，仍寄希望于台湾高度自治。

此后的发展，证实了台湾精英对国民政府的不放心是正确的，与此同时，亦证实了国民政府对台湾的不放心也是正确的。

陈仪的困境，夹在自治意识与作战后勤基地之间

陈仪接收台湾，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他既无权让台湾人自治，在务实层面上，也无法让台湾人自治，因为当时台湾的政府机关，中高层都是日本人，要走了，台籍基层公务员则在语言和思维上，都无法与外省人沟通。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谓的自治，是指由台湾人担任最高行政长官，或最关键的政策执行者。事实上，执掌行政大权的虽非台湾人，但国民政府还是让台湾实施普选，让本省人担任各级民意代表。此外，有少部分日籍公务员也被暂时予以留任。

换言之，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前，决定在原则上对台湾实施怀柔宽待的政策，并给予台湾人参与全国政治事务的参政权，选出中央民意代表，有别于日殖时代的“贱民”阶级。

陈仪于1945年10月25日签发受降令，接受日军安藤利吉投降。

根据《新台湾的政治建设》一文中所载，当时长官公署官员说：“台湾人民今后不仅是台湾的主人，不仅要参加台湾一省的政治，而且是中华民国的主人，将参加整个国家的政治”。即是明证。

行政权无法立即给予本省人，自然有堤防台湾人一时无法脱日的考量，是敌是友，谁是敌谁是友，都还不清楚。

可以说，这是“原则上宽待，部分严管”的历史案例。须知，当时两岸人民对彼此都极度陌生。

大陆人真正开始重新认识台湾人，是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废除与日本的一切条约后的1941年。此前，大陆人已将台湾人视为异族，甚至以为岛上都是生番，半开化的野蛮人。甚至直到1944年，许多陆媒对台湾的认识还停留在清朝时期。

因此，陈仪在大陆招聘的治台公务人员，与台湾人民的隔膜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对抗日多年的外省人而言，到台湾治理一口日语一口闽南语的庶民，很难没有排斥感。当然，台湾民众对外省人更是陌生，加上初期对国民政府的期待过高，一旦幻灭，失落感就非常大。

这就使得战后初期台湾人对国民政府的欢迎态度快速冷却，摩擦日多，仇憎益增，再加上陈仪仓促施行了几个不得人心的政策——主要是将台湾资源往大陆送，以便国民党抗共，影响了民生——大幅拉高了台湾人的被剥削感。

陈仪在1947年因二二八事件而引咎辞职，某种程度上说，是替蒋介石背了锅，一个仍处于内战的中央政府，无论派谁到“前日本殖民地”管事，都只能作为夹心饼干，两面不讨好。

二二八事件，台湾人的真实死亡人数不过八百多人，连失踪人口总数也只有一千出头。外省人的死亡人数则为四百多人，真要计较，外省人的死亡比例超高，因为当时在台湾的外省人非常少。

对长年作战、以数十万为单位计算死亡人数的国民政府而言，这点死伤真的不算个事，蒋最在意的是，台湾作为后方补给基地，有没有共党渗透，以及能否支援内地打仗。

二二八事件让许多台湾精英对国民政府失望，甚至有些长年在大陆抗日的台湾精英，也转变了立场。不过，在现在看来，这些“不失正确的误判”，都是出于对时局的认识不足，无论是国际局势，还是国内局势。

以历史为鉴，对比当前大陆对台政策

由以上说明可知，大陆当前对台政策的主调为何偏软，部分是为了降低统一前的成本，我想，更多的考量是为了统一后的治理。

通惠情促融，鼓励两岸多交流，就是为了避免重蹈80年前的覆辙，两边若对彼此陌生，期待与恐惧都不符合现实，治理上的变量就会非常多。

然而，与80年前不同的是，今天两岸分隔更久，美国的深度控制也绝非当年可比。在外力介入与岛内“自以为已实现自治”的情况下，大陆既不能施行联邦制或邦联制，也不宜在缺乏正当理由下发动战争，软的缺乏效果，硬的缺乏借口，以致“收复台湾”的背后，其实目标是“收服美国”，难度又更高。

重点是，随着时间流逝，台湾人的自治意识只会愈来愈固化，而不是相反。

1945年9月，台湾人同时具有战败国的战犯，以及战胜国的同胞两种身份，尚且妄想高度自治甚至独立，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下，自治意识当然比过往有增无减。

由此，所谓“原则上宽待，部分严管”，就是要宽待属于大多数的民众，严管小部分的精英；在民生经济政策上要宽，在民族教育与民权制度上要严，如此才能矫正台湾目前“民主过大，民生过小，民族过乱”的问题，并尽可能将乱局缩小至可控范围。

宽待“台独”份子，放任美国势力常驻，是树兵也。

最后，就是国民党。随着“大罢免”一役的挫败，民进党声势一落千丈，国民党好似又行了，该如何看待此一变局？时值国民党要进行主席选举，我下一次再深谈如何处理国民党问题。

近30年的历史可鉴，台湾人自治意识高涨，但并没有管好自己，这是一个陈年的愿望，却也是一个全新的问题。

当家族企业不行的时候，必须找专业经理人重整公司，今天的大陆与80年前完全不同，足以担任专业经理人的角色，将台湾真正地“盘回来”。

从这个角度去想，统一后的治理才不会磕磕绊绊，宽待了必须严管的人，或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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