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雁默】

江湖盛传，中美博弈是王道与霸道的对决，表面看确实状似如此，但这样粗疏的认知准确吗？会不会让我们误以为“万事忍让即王道，打不还手是高招”？

误解王道，窄化王道，言必称王道，对王道思想只会有害而无益。

历史学者汪荣祖最近出了新书，谈现代强权博弈。汪接受媒体专访时直言，美国不了解中国的王道，其爱谈的“修昔底德陷阱”是霸道对霸道的对抗，因此总会落入冷战思维陷阱，而中国学者排斥这样的零和思维，因为根据我们的王道思想，霸道是条死路。

汪荣祖百分百支持王道，但也不忘提醒——如果完全按照王道的理想，对方攻击得很厉害，只知防守的话肯定会吃亏的……或许正因为这样的观察，对于王道与霸道之争谁胜谁负，汪荣祖语带保留，不做结论。

任谁都看得出秉持王道战略的中方，处于处处防守的状态，令支持王道信念的人不免有点忧心。而忧心过度，就会对信念产生动摇，甚至否定王道的现实效力。

中国的千古难题之一，即“王道究竟有没有现实意义”，更精确地说，王道能否适应乱世？具体举例如——行王道，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国际化”？

必须说，王道在天下太平的时候是管用的，从某种角度看，全球化即“王道”，因为全球化意味着“共好”愿景，共好就是你好我也好，理想就是大家一起好，贴合王道“利他即利我”的理想主义。

从这个角度看，实现全球化的主力是美国，但美国巩固全球化的策略却是霸道的。全球化虽然理想，然而，“全球化由谁主导”却是现实问题，这就得以霸道解决，如果不能解决，就搞半球化阵营对抗。

全球化是王道，但实现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却是霸道。换言之，在美方思维里，实现“共好”的前提是“我好”。

当前的中美处境是“中好美不好”，而且美方还将自己不好的原因归咎于中方，那么中方持续向美方喊话“共好”，就会被当成不安好心，甚至，将中方寻求共好的姿态视为自己的“战略空间”，认为中方投鼠忌器，因此可以放心攻击，恣意践踏双边关系。

因此，不要怀疑美方欲实现“我好你不好”的强烈意愿。中方反复强调“共好”，应该意在争取全球话语权，而不是意在感化美国。

美国在全球行霸道之术

王道是“强对弱”、“上对下”的方法论

台湾有个鲜为人知的知识团体，于2018年发表了以“东方儒家王道思想”为价值体系的评定指标（WDSI），并对各国进行排名。答案令人意外，最符合王道治理理念的是瑞典、挪威与丹麦北欧三国，而台湾是第36名，中国大陆第40名，美国35，日本16，韩国28。

这一结果或许出人意料，却与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SDGI）的相似度极高。此外，该知识团体的发起人是台“前行政院长”刘兆玄，以及已故的朱云汉等倾心于中国思想，并对西方价值体系深表怀疑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不是什么白左，或白右。

以“共好”作为王道的现代性解释，就是出于这个团体。他们总结道，北欧三国之所以名列前茅，是因为他们实施“社会主义”，平衡了经济发展与分配正义。

然而，在俄乌冲突后，北欧的“王道国家”瑞典与芬兰都急于加入象征霸道的北约，而挪威还是北约的创始成员。

如果生搬硬套孟子对王道的解释，其路径是，对内施行王道才能自强，自强方能御外侮。但现实是，北欧三国人口加起来约与台湾相当，再怎么自强都会顶到现实天花板，如何能靠自己抵御俄罗斯？尤其，俄罗斯从来不行王道，北欧没有信心以小国之姿，要求大国以王道共处。

讲到这里，我们对王道应该持有的正确认识是——王道讲的是“强者对弱者”的姿态，谈的是“上对下”的方法论，而不是反过来。

对内，政府是强者，人民是弱者；对外，大国是强者，小国是弱者。所以北欧三国政府可以对内施行王道，但对外，“单行王道”是行不通的。

在全球化的各层面中，论金融，美国是强者，中国是弱者，但论货贸，中国是强者，美国是弱者。当强者不以王道对待弱者，那么弱者的因应之道，只有选择“霸道脱钩”，中国在金融层面想去美元化，美国在货贸层面想去自由化，不是吗？

理论上，中方若想维持全球化共好，就得加速去美元化，加速到美国受不了，不得不在货贸层面让步，不得不将保护主义减速，以求恐怖平衡。而无论怎么看，这样的对决方法都不是王道，但这就是现实。

王道即“共好”，相对地，霸道即“我好”，现实就是没“我好”就没“共好”，而孟子思想之原意也在于此。打铁总得自身硬，只是此方法论在乱世缓不济急，需要特别条例补强。

儒学从来都是“适应当代”的学问

没有例外，任何政治思想都得适应当代，尤其当前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适应乱世之思想，绝不能流于刻板。

事实上，儒学从来都是“适应当代”的学问，两千多年来不断调整。如果我们想复兴儒家文化，首先得问：要复兴哪一个朝代的儒学？先秦的？两汉的？宋明的？还是清代的？各时代的儒学，都是融入当代流行思潮的学问，差异可谓极大。

儒学思想变化最大、也最关键的时期，是汉武帝时代。在历经了焚书坑儒、与黄老道争胜的秦与汉初时代之后，董仲舒彻悟，直白讲王道形同于自我毁灭，儒者若想存活，就得融入时兴的思想，所以改讲“天道”。

天道其实是“拐弯抹角的王道”，对儒者而言，要最大程度实现“民贵君轻”，唯有在君王头上悬把刀，即“天意”。当时诠释天意的是阴阳学，董仲舒聪明地将此话语权转移到儒家围篱中，等朝廷尊儒了，天意的解释权就都落在儒臣手上，用以限制君王行为，并将政策引向王道。这就是“灾异论”在西汉大行其道的缘故。

换言之，儒家可不是只讲道义不讲手段的，不知变通会活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