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善若：过去几十年，国内外政治学对“治理”的观察和分析集中在制度层面。西方政治学界面临着一种大制度（苏联体系）的解体以及全球范围内民主制度的建立。中国政治和政治学则面临着“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和命题。然而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一系列成果，特别是文化制度契合理论 （congruency theory）和政治社会化理论（socialization theory），都展示了政治制度和文化的相辅相成的作用。

广义地说，西方的文化研究走在社会科学发展、社会思想发展的最前沿。福柯、哈贝马斯、布迪厄的研究聚焦在思想、知识、传播等与政治生活的互动，属于政治文化领域内的问题。如果说外在的政治制度等是硬件，那么内在的政治价值观、意义体系、日常习惯便是软件。制度和文化相互配合，目的就是解决一个政体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地广人多、疆域辽阔、大一统中央集权、地方情况复杂多变，这样的政治环境决定其政治体系的主要任务，便是如何平衡统一的中央指令和多样的地方情况，真正做到上传下达；如何选拔优秀人才，保持政体活力；如何保持资源在经济阶层间、地域间、城乡间的流动，并且使这种流动成为社会公平的调节杠杆和实现方式；如何稳中求变、鼓励创新，以提高适应性、推动新发展。

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是中国政治体系千百年演变的核心推动力。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学者通过对“现象”如何发生、如何被解释等问题的讨论，强调“前理解”（蕴含在文化和知识体系中的既有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对“现在是什么”“将来会怎样”等问题的塑造性影响。治理模式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演化而来的，是通过不断尝试、成果检验、经验积累而得来的，是基于大量实践、在“学”与“行”的互动中提炼升华出的方式方法。

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治文化上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对政治核心力量的认识：中国认同“合力”，美国认同“分力”，欧洲介于两者中间。中国的大一统实践和儒家文化都倡导“向心力”——个人融入集体、集体融入社会、社会融入国家。在西方，欧洲漫长的封建制度与王权之争、教会与王权之争，美国独特的建国历程都使得分权、制衡成为其现代政治思想最核心的内容，“离心力”成为主要动力。

两种政治文化各有利弊，但是“和”对中国人是自然、自如的状态，正如“分”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是自然状态一样。在此框架下，中国治理模式围绕着政府官僚体制展开，以教育、岗位竞争为其选拔优秀人才，用道德讨论为其设置约束和规诫机制，政治活动以“为民做主”“得民心”为目标。这样的模式借用“向心力”，也巩固“向心力”。美国政治的核心机制是选举，一切政治活动和激励体制围绕“选”和“再选”进行。

“离心力”成为了美国政治的主要动力

近年来，政治体制的各个部门大部分精力花费在两党倾轧上，治理效能已经不再是主要目标，道德已经不再是底线，意识形态成为不可跨越的鸿沟，民意、政治知识也随着社会媒体的“百花齐放”而变得五花八门。掌握合与分的平衡是两种模式的共同目标。随着社会的多元、开放，如何在“向心力机制”下鼓励多样发展，是中国模式面临的挑战。如何增强党、派、组织、机构的凝聚力则成为美国政治的大课题。

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存、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并发的时代，您认为中国传统的政府管理需要应对哪些挑战？为了实现良好的治理，中国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燕继荣：后现代化的发展变化为中国传统的政府管理带来了至少三方面的挑战：

首先，税务财政系统受到了挑战。后工业社会基于网络的私人定制化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传统的以企业为生产单位的国家财政税收体系。

其次，现代金融系统受到了挑战。新型的交易系统和交易方式挑战了传统的以银行为中介的货币和信用卡结算的金融系统，使政府的金融监管和政策杠杆面临难题。

最后，日常的社会管理模式受到了挑战。后工业社会基于网络平台的供需双方直接交易，挑战了传统的以政府或委托代理机构为基础的社会管理模式。在社会转型的大变革时代，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两个目标和过程的叠加，增添了社会变化的复杂性，极大地增加了政府管理的难度。

面对这些挑战，中国要实现从政府管理走向协同治理：第一，治理绩效取决于制度供给；第二，政府并非制度的唯一供给者；第三，多元复合供给模式才能满足多样化需求。良好的社会治理通过多元制度供给得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它强调的是“公共事务公共治理”，即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单位、企业、个人等所有的利益攸关者共同参与、协同行动，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协同治理的状态。

因此，建立信息开放、集体决策和共同参与的制度，加强公共选择和公共博弈，实现责任共担、利益共享、权力协同，成为增进社会治理，进而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王裕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有关经济落后的优势的想法对中国政府经济发展战略是有用的。数字时代和自动化时代的到来可以极大地将世界经济重心从低技术制造业转移到高科技信息产业。这意味着中国可以从世界制造工厂跃升为信息技术的领导者。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将需要政府投资人力资本、保护财产权并保障个人的自由。

张善若：与国家治理模式相比，治理逻辑聚焦于政治思考，揭示了特定文化背景下人们如何认知、思考、研究政治问题，运用什么样的道理，得出什么样的结论。美国政策圈、外交圈近年来逐渐认识到中国政治的发展、创新背后有一套属于中国的规律。如何“捕捉”、观察和研究“中国政治”“中国治理”宏大深远的理念、认识、实践，是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新任务、好课题。

历史诠释学认为，人们总是从自己的“视域”出发，“抓取”历史和现实。人们对文本（宏观定义）的理解永远被“前理解”的“先把握”活动所规定。前人的诠释是我们现在的“前理解”，我们现在形成的诠释是后人的“前理解”。这样，不同时代的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同一主题进行诠释（如儒家所说的“天道”的反复诠释），形成伽达默尔所说的“诠释圈”。在如此反复诠释的过程中，知识得到积累，脱离某一个诠释者的“主观”限制，从而获得“客观性”。中国政治文化不断地从知识、实践的角度来“大浪淘沙”式地筛选、淘汰、保留、总结，形成以历史经验为依据、以治理效力为目标、以知行合一为原则的治理逻辑。

史华慈认为，中国政治思想起源基于现实，而西方政治思想起源基于神话，中国政治思考真正是“实证性的政治科学”。中国政治文化在“文”“史”“哲”三轮滚动中逐步向前，文“捕捉”史，史“促成”哲，哲又“指导”文，在此过程中形成知识积累。中国政治思考强调实证性、强调“人的历史”的规律性。西方基督教文明中的知识论和历史观则大不相同。

基督教指引的政治生活要求个人和集体遵循上帝的安排，这使一切“人的历史”被看作是“背离神道的经验”。只有人类背离了神指引的道路的时候，“人的历史”才会发生。“人的历史”因此根本不应该发生，更不要说去研究去学习。中国几千年来绵延不断的政治思考，打造了一个共同的“历史政治话语空间”，在今天的中国，当我们提起《史记》、历史人物、历史积累的政治经验，我们可以即时进入这个空间，同司马迁、王安石共同讨论政治兴衰蕴含的道理。

中国千年以来的政治打造了“历史政治话语空间”

这一套以历史政治发展为实证资料的认知视角、思考方式又直接指导实践，所以“知行合一”的意义对中国政治思考者来说，其意义不言自明。在中国的儒家政治传统中，官员大部分是读书人，他们一方面在儒家政治文化的引导下进行治理，同时将自己在政治实践中的思考和分析孜孜不倦地记录下来，为我们现在研究中国治理模式积累了大量价值极高的资料。儒家政治文化在更深的层面上，是一套发展中的政治知识，是政治的践行者对于政治是什么、如何做、效果如何等核心政治学问题思考的结晶。

近现代中国治理经历了危机、转换了政体，但是这一脉对政治理念、思维方式、治理方法的思考却绵延发展。就是在这样的知与行之间不断协调统一、在统一中形成经验、在经验中提取理论的政治思考能力，使得中国治理能够在绵延千年的发展中增强生命力、灵活性、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