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在社会自治导向的实践中面临一些困境。一种情况是，政府越过社会进行管理，一些本该适用“社会自治”机制的事务，却由政府接盘管理，导致政府“越位”；另一种情况是，政府为了推动“社会自治”，主动收缩阵线，或者以“社会自治”为名，放弃管理和服务职责，造成社会管理“缺位”现象。

地方实践表明，这两种情况的出现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一般来说，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社会力量的“自治”水平相对较低，社会管理的“越位”和“缺位”现象也会较为多见。

一个长期依赖政府管理的社会，要实现社会治理，必须做到如下几条：首先，在观念上要形成共识——“强政府 - 强社会”关系模式下的协同治理才是最优目标；其次，在治理主 体方面要明确社会主体角色——把治理对象变为治理主体，为政府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体的成长发展提供空间；再次，在治理体系方面要推进能够增加系统开放性的改革，建立广泛包容和吸纳非政府主体和非政府机制的制度；最后，在治理机制方面要强化不同系统之间的统一协调性，赋予特定协调者和协调机制更大的协调功能。

王裕华：从西欧政治发展的历史来看，平衡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通常是由开放、市场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塑造的。举个例子，英格兰确立了包容性的制度（如代议制机构）的原因是，一个比较开放和商业化的经济体培育了一个强大的商人阶级，他们控制着移动资产（如贸易收入），并且为皇室提供其需要的资金支持（如发动战争）。

张善若：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华盛顿共识”出台，英美政治保守化，政府撤出，市场进入，公民社会发展，形成了政府、市场、社会“齐抓共管”的局面，协同治理是对这一系列发展的认识和总结。协同的根本在求同和协调，然而仅在利益层面协调效果有限。

美国的政治文化起源于“反叛权威”，要求脱离宗教和王权的双重管辖，随着移民来源越来越多元，这种与生俱来又逐渐加深的异质性使得美国的政府和社会很早就放弃了（或者从来没有尝试过）在道德和理念的层面建立“全社会”“全文化”的共识，只能建立一套大家能基本同意又可以不断修订的程序，使不同利益达成短暂的平衡。

道德退出了政治视野，变成“私事”，任何对道德的高调探讨都会引起极大的反感和猜忌。于是“饭桌上不谈政治和宗教”成为通行模式。“道德退位”的结果，一方面是“政治正确”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公共讨论，另一方面，公开污蔑女性和少数族裔、炫耀自己偷税漏税行为技能的政客能够当选总统。各种政治势力各持己见、自以为是，民意五花八门，左右两派恨不得老死不相往来。

特朗普的当选一定程度上源于美国政治的“道德退位”

在这样的政治交流环境中，各种负面新闻、竞选广告更是乘虚而入，政客们通过恶意宣传、投其所好获得选票。协商民主理论的出现正是针对这样的状况，倡导通过开放心态、深入沟通、真情交流，来逐步恢复开展社会讨论、建立共识的能力。如哈贝马斯所说，“沟通理性”是现代社会认识和发展“真我”的必经之路。

哈贝马斯的理论，在中国、德国这样有着“和”的文化传统的社会中更容易实现。这里的“和”不是“上”压给“下”的“和”，而是社会成员通过持续、深入的讨论而建立起来的文化和社会共识。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教化”就是以讨论道德为基础，通过学习、自省、调整、融合等“自我技术”（福柯）而形成的政治和社会的理性。文化教化与宗教教化不同，更重视实践、从实践中汲取的经验、从经验升华中得出的知识。

如此例子举不胜举，从源头说起，《尚书》记载的中国早期政治话语中就讨论“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等“九德”。正如苏格拉底的“美德”概念包括了道德、能力和知识，《尚书》中的讨论也将这些特质看为不可分割的特质。这样的道德讨论不是凭借臆想，而是建立在实践经验以及由此积累而成的知识的基础上的。

西方在基督教会统领政治的一千年里，其政治知识绝算不上“理性”。欧洲民族国家兴起前期的治理规模和内容也非常有限。如福柯所说，工业革命带来的一系列治理需求，才带动了欧洲国家治理能力的快速提高。中国政治文化的“实用理性”（李泽厚），与从西方视角看到的不理性的、意识形态的、教条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

从世界范围看，改革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当今各国都面临着程度不一的问题和改革需求，而不同的国家在治理与改革中呈现出不同的逻辑和模式。您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国家治理逻辑存在哪些不同？ 中国目前的治理模式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王裕华：所谓的“西方国家”之间存在很多差异。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治理逻辑，一个关键的不同之处在于问责机制。在西方国家，选举是问责政客的主要机制：候选人做出竞选承诺，选民根据这些承诺选择支持哪个候选人或者政党。候选人当选后应履行他们的承诺。如果政客们不履行承诺，选民通过投票让政客及其所在的政党下台。很显然，我刚才描述的是理想的西方国家类型，现实当然不是完美的。

在中国，主要有两种问责机制。一个是自上而下的问责机制。干部考核体系规定了评价官员绩效的某些标准，官员的晋升与这些标准密切相关。但是，干部考核体系存在许多相互矛盾的标准，例如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等考核标准之间是相互矛盾的，官员不得不面临艰难的折衷。此外，中国官僚机构仍不完善。另一个是自下而上的问责机制，如信访制度。

我国的干部考核的标准与体系需要不断完善

燕继荣：一个国家的治理逻辑和模式，是历史与现实诸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今中国的国家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接过历史“接力棒”之后主导创建的。从历史的角度看，近代以来中国国家面临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初以党救国、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制度选择路径。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的紧迫性，以及“落后挨打”的国民记忆所激发的“赶超”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初党政部门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制度特点。不过，经过 70 年的发展，尤其是经历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情发生了很大改变，国际地位也与 70 年前的情形完全不同。

客观地说，中国具有强有力的政党组织领导和动员系统、高效的政府执行系统、高度集中的中央协调系统。这样的制度安排在有些时候也存在“短板”：国家上层制度相对完善，且功能强大，但国家下层制度薄弱，且功效不足。这造成了国家治理更多地表现出党政“内系统”发挥强大功效，但缺乏社会作为“外系统”的积极呼应，这种情况会产生内外系统脱节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