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还是“恶棍”

阿卜杜勒·卡迪尔·汗（Abdul Qadeer Khan）2021年10月10日在伊斯兰堡去世的消息传出，哀荣满城，举国同悲。

时任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Imran Khan）对A·Q·汗博士的辞世深感悲痛，并下令为其举行国葬。总理在推文中写道：“他为我们成为核国家做出了决定性贡献，因而深受我们国家的爱戴。”

毋庸置疑，汗的一生充满跌宕和争议：在他的祖国和穆斯林世界，他被尊为“民族英雄”，而在其他人眼里，他是来自巴基斯坦的“核商人”，有的干脆称其为极其危险的核扩散“恶棍”。

汗1936年出生在印度的博帕尔，童年时经历了血腥的印巴分离，1952年随家人迁往新成立的巴基斯坦。作为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他就读于卡拉奇大学。1961年毕业后，他前往德国，在柏林工业大学学习。1965年，他去了荷兰，在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学习冶金学，共修读了八个学期。之后，他前往比利时，并于1972年在鲁汶天主教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1972年至1976年间，他在荷兰超离心机公司（UCN）之下的物理动力学研究实验室（FDO）工作。由于安全措施松懈，他得以接触到最先进的离心机设计，这为他后来在巴基斯坦开发铀浓缩能力提供了条件。

阿卜杜勒·卡迪尔·汗：科学家？民族英雄？核商人？还是核恐怖分子？

1974年，印度的“笑面佛佗计划”（Operation Smiling Buddha）结成正果：在临近巴基斯坦的波卡兰（Pokaran）首次成功进行了核爆。

印度拥核深深刺激了宿敌巴基斯坦，汗主动提出愿意协助。

当时正值冷战时期，印度更偏向于苏联，而美国则支持巴基斯坦。1975年，美国中情局要求荷兰政府不要继续以“涉嫌核技术窃取”的罪名调查汗。1976年初，时任巴基斯坦总理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在汗回国后，任命其领导巴基斯坦的核研究项目。汗不辱使命，在与印度的核竞赛中为巴基斯坦核武库奠定了基础。

在公开场合，汗之前一直宣称自己的核计划仅用于和平目的，但在1998年巴基斯坦首次成功进行原子弹试验后，他承认“从未怀疑过”自己是在制造核弹，并说“这是必须要做的事。”

然而，如果将汗的核计划意义仅限于他的祖国，那就太片面了。让他备受争议的原因恰恰在于，他不仅让巴基斯坦拥核，还利用自己的知识和关系网帮助了利比亚、伊朗、朝鲜等国的核项目。

西方情报机构掌握的信息显示，汗曾多次参与核技术走私。前美国中情局局长特尼特（George Tenet）认为汗“至少和本·拉登一样危险”。

那么，究竟是什么驱使汗放弃在欧洲相对优渥的生活而回到自己贫穷的祖国呢？显然不是为了金钱和物质生活。汗后来曾有过表露，认为少数国家对核武器的垄断是不公正的。

2004年，汗在电视上承认曾向其他国家提供过核技术，并请求宽恕。之后他被收监，昔日的民族英雄沦为阶下囚。几年后，他又收回了之前参与核扩散的说法，称自己是慑于当时军事统治者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的压力并在得到其赦免的承诺后才这样说的。2009年，这位“巴基斯坦核武器之父”终于等来了迟到的赦免，法庭将其释放。

汗本人并不隐讳自己对核武器的观点。2011年，他在接受《新闻周刊》（Newsweek）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拉克和利比亚是核国家，它们就不会像我们最近所目睹的那样被摧毁。如果我们在1971年之前拥有核能力，我们就不会在一次羞辱般的失败后失去我们一半的国土（指丢失孟加拉）。”

同年，他在接受德国杂志《明镜周刊》（der Spiegel）采访时否认自己在核交易中获益，也否认存在所谓的“A.Q.汗网络”，强调自己在核扩散问题上“从未掉以轻心和疏忽大意”。同时，他坚持“拥核带来和平”的观点，他说：“ 如果日本在二战时拥有核武器，美国人绝不会投下原子弹。我坚信自己为巴基斯坦做了最好的事情。这些核武器保障了和平。我相信，正是因为有了核武器，印巴之间才不会再有战争。”

有鉴于汗的核武理念和实操能力，如果他活到今天，估计也会成为以色列摩萨德斩首行动的目标吧。

从“核威慑”到“核讹诈”

无论冷战时期的美苏，还是南亚互为宿敌的印巴，拥核对他们而言的确能获得强有力的“威慑”效应，但从“核威慑”到“核讹诈”，有时相距只在咫尺之间。

特朗普在阐述军事介入以伊冲突时表示：“我不想拿广岛和长崎作为例子，但基本上是一样的事情，那次行动终结了战争。”

且不说美国此番打击伊朗从中长远角度来看是否真能终结战争，但把对伊朗核设施扔数颗“钻地弹”与当年向日本投放两颗原子弹相提并论，是玩世不恭和冷血无情的。不过这倒也符合特朗普及其美国的霸权和武力逻辑。

“终结战争”——这很动听的动武理由在此无外乎是一种经过粉饰和包装的“核讹诈”，因为任何以核武器相威胁或以阻止拥核而动武的言行，不管是为了所谓的“止战”，还是赤裸裸地逼对方就范，都是某种形式的“讹诈”或“恐吓”。

实际上，从美国在广岛长崎首次投放原子弹到今天，人类已数度与“灭顶之灾”擦肩而过：

1.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确实曾考虑对中国动用核武。总统杜鲁门在1951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使用核武“始终是一个可选项”。麦克阿瑟为了阻止志愿军的推进，主张对中国阵地和补给线使用战术核武，甚至还计划对朝鲜北部和中朝边境地区投放核武器，携带核弹的B-29轰炸机已部署至冲绳一带。若不是国务卿艾奇逊以及盟友英国的劝阻，当然也因为美方担心苏联的核介入和顾及自己的国际形象，历史上遭受核打击的恐怕就不止日本一家了。

2.1962年，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引发美苏之间长达13天的对峙。这场危机被认为是冷战时期最危险的时刻之一，世界被推到了核战的边缘。具体诱因是前一年美国中情局策划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后，卡斯特罗更加靠近苏联阵营，而赫鲁晓夫也想通过在美国家门口部署核弹来平衡美国在全球的战略优势。最后，苏美两国经过协商，双方各退一步：苏联同意撤回部署在古巴的导弹；肯尼迪则承诺不入侵古巴，并秘密（要面子）撤出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

3.上世纪50年代后半叶，中苏关系交恶。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勃列日涅夫据称曾考虑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以摧毁中国刚起步的核能力（1964年首次核爆成功）。美国情报文件显示，莫斯科甚至向美国通报了该计划，但遭到华盛顿的明确反对，因为美方当时已有意缓和对华关系。由于担心中国可能进行核反击，也考虑到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抵制，加上美方的反对态度坚决，苏联最终没有实施该计划。

4.1981年起，北约在美国主导下加强对苏心理战，海空力量在苏联周边频繁演练，逼近苏联领空，以展示核打击准备并测试苏联的防空能力。1983年“优秀射手”（Able Archer）军演期间，北约首次以极高的逼真度模拟了核战争的指挥和决策流程，引发了苏联高层的强烈警觉。部分苏联领导人和军方认为，这可能是西方为发动核战争所做的伪装和铺垫，因此将华约部队提升至高度戒备状态，甚至开始为作战飞机装载核弹头。最终，随着演习结束和美方未作进一步反应，危机警报才得以解除。该事件被认为是冷战期间距离核战争最近的时刻之一，也促使美国总统里根开始重新思考与苏联的关系，推动了后续的缓和与对话。

5.1983年9月26日，苏联的卫星光学预警系统报告称，有一枚洲际导弹从美国基地发射，随后又报告还有另外四枚导弹相继发射。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是苏联防空部队的一名军官，当时正在预警系统指挥中心值班。他认为这些警报是误报，决定等待进一步的确凿证据，而不是立即将警报接通指挥链。最后证明，对方并未出现新的行动。正是他的决定，才避免了局势升级为一场全面核战争。事后对该卫星预警设备的调查证实，当时系统确实出现了故障。

由此可见，即便拥核国都安于“核威慑”，核战争与核毁灭依然会像死神一样凝视着人类，更何况，“核挑衅”“核恐吓”和“核讹诈”始终没有停止过：美苏当年对华曾威胁使用过这招；俄乌战争中核武的使用一直是悬挂在各方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朝鲜的核武不仅是威慑、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胁迫各方的手段。

结语

不久前发生在中东的危机，与其说这是一次以色列与美国以“阻止对方拥核”的名义联手对伊朗实施的军事打击，不如说是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两个人蓄谋已久并共同进行的一次旨在改变中东格局的“豪赌”。这背后的具体“交易”是什么，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

但是，赌博有输有赢，今天赢了不等于明天还赢，而最终输掉的恰恰是规则和道义。

历史已经证明，国际公信力正是这样一次次在谎言、虚伪和暴力中渐渐荡然无存的。历史还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用意识形态和自己的价值观去定义对方。

伊朗称美国和以色列为“大小撒旦”，而西方对伊朗的普遍看法则是支持国际恐怖活动的“黑手”和“金主”。

这里经常用来作证的例子是德黑兰经营了包括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真主党、加沙地带的哈马斯、也门胡塞运动在内的所谓“抵抗之弧”或“抵抗轴心”（Achse des Widerstands）。

殊不知，“抵抗轴心”这一概念正是阿拉伯一些国家和组织对美国小布什总统“邪恶轴心”一词的逆反结果。

《利比亚日报》（Al-Jomhuriya ）2002年在一篇题为《邪恶轴心还是抵抗轴心》的文章中写道：“伊朗、伊拉克和朝鲜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它们对美国霸权的抵抗。”2004年，伊朗的《伊斯兰共和报》这样评论道：“如果伊拉克什叶派的路线需要连接、统一和巩固，就应该实现在抵抗和反对占领者的战争轴心上。”

自那之后，“抵抗轴心”成为以色列和西方国家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目标，但它的出现和形成却是扎根于西方傲慢和仇视的土壤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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