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威廉姆·庞德斯通著，吴鹤龄译.囚徒的困境.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5页。

[2]维格纳在传记中，也提到了贝特1936至1937年发表的这几篇文章，称之为“奇妙的论文”。详见2001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乱世学人——维格纳自传》第10章，149页。

[3]曼哈顿工程涉及到一大批一流的有个性的物理学家，人际关系较为复杂，从不同人的角度，都有不少不同的故事。杨振宁先生讲述的奥本海默妥善安排泰勒的故事，在泰勒传记中有一定呼应，如其中说：“到了芝加哥以后，他(指泰勒)没有分配到什么具体工作。惆怅之余，他不停地思索着的脑子又转回到了氢弹的理论探讨上面。”详见：斯坦利·布卢姆伯格、格温·欧文斯著，华君铎、赵淑云译.美国氢弹之父泰勒.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91，118页。

[4]泰勒传记作者从泰勒的视角出发，认为：“在战后的年代中，爱德华·泰勒觉得奥本海默的政治观点不仅令人感到不安，而且有时难以捉摸。”1953年尤其如此。详见：斯坦利·布卢姆伯格、格温·欧文斯著，华君铎、赵淑云译.美国氢弹之父泰勒.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91，299页。如此看来，泰勒的这句名言，不仅是他谨慎智慧而又具有杀伤力的措辞手段，也许至少部分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5]杨振宁先生记得很准确，维格纳生于1902年，杨先生生于1922年。

[6]维格纳自己在传记中讲1930年10月他在柏林收到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提供的一个学期的讲师席位，于是他来到了美国。出于对维格纳和几乎与他同时期到来的冯·诺依曼工作的满意，普林斯顿大学提出，在未来的5年里，他们二人可以半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半年去他们想去的欧洲工作。1935—1936年度普林斯顿给维格纳提供了全职访问教授的职位。详见2001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乱世学人——维格纳自传》第9章和第10章的147—148页。

[7]维格纳在传记中说，1936年普林斯顿大学解雇了他。之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为他提供了一个代理教授职位。详见2001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乱世学人——维格纳自传》第10章的153页和157页。

[8]结合维格纳自己的回忆，1938年普林斯顿大学已经再次为维格纳提供了教职，由此推断周培源计划引进维格纳，可能比1938—1939年更早。

[9]1938年6月13日普林斯顿大学再次为维格纳提供了数学物理教授岗位。详见2001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乱世学人——维格纳自传》第10章，161页。

[10]杨振宁曾说奥本海默、泰勒等美国科学家锋芒毕露、标榜自己。详见：杨振宁.六十八年心路：1945—2012.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33页。但是杨振宁却说：“维格纳为人谨诚，不苟言笑，与美国科学家盛气逼人的态度截然不同。”详见：杨振宁著，翁帆编译.曙光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3页。

[11]详见2015年第3期《物理》发表的厚宇德文章《对玻恩写给彭桓武一封信函的译释》第187页。

[12]详见：YANG C N. Fermi’ s β-decay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 Physics A，2012(3＆4)，27：1—7.

[13]杨振宁借此指出了中国学者以及他看到有的中国人，做事说话有欠诚实，他对此有批评和忧虑。

[14]在费米的传记中，费米夫人写道：“玻恩本人是亲切而好客的。”详见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的《费米传》第33页。

[15]在2008年(当时寒春还健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杨振宁《曙光集》中，杨振宁曾讲过这个故事的大体梗概，详见该书314—315页。

[16]准确的事实是：韩丁1947年就随联合国救济总署到过中国，并来解放区恢复生产培养农机人员，到1953年他才回到美国。1971年是他离开多年后应周总理之邀重返中国。

[17]资料显示泰勒获得的是1962年费米奖，因此杨先生说1955年他们谈论为奥本海默提名，时间记忆可能有误差。

[18]目前的资料显示费米奖的第一位获得者是前文多次提到的冯·诺依曼，也许杨先生记忆有误。

[19]杨振宁获得了1979年的费米奖。

[20]杨振宁曾指出，哲学有两种含义，其一为哲学家的哲学；其二是对物理学问题长、中距离(甚至短距离)的看法。这种看法与一个人的风格、喜好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详见1998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振宁文集》第513—514页。

[21]1986年杨振宁在中科大研究生院(北京)所作的报告中提出过这个说法。详见1998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振宁文集》第5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