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宇德：如此看来，1954年的听证会的出现，是一步步促成的，可以说与泰勒有直接关系。核心问题是他认为奥本海默是阻碍他研制氢弹的绊脚石。

杨振宁：当然与泰勒有很大的关系，但听证会的出现是有很多原因的，泰勒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听证会上很著名也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听证会组织者邀请泰勒来坐镇，泰勒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他的很多朋友不同意他参加，我和这件事情不发生关系，我是他的学生，跟我同时代的泰勒的另一个学生叫做罗森布鲁斯 (Rosenbluth)，就跟泰勒说你不要去听证，你去参加当众讲出来的话，引起的是非很大。结果呢，他还是去了。

《奥本海默》中的听证会剧照

为什么大家劝他不要去呢？因为这件事情非常复杂，你何必要纠缠在里边呢？他一定要去。他后来讲，他去之前在旅馆的屋子里，走来走去一直到半夜，思考人家问起什么他该如何回答，他就想出来一段话。真到了听证会之后，有人问他：泰勒博士，你觉得奥本海默博士是不是对美国忠诚？于是泰勒就搬出来他在旅馆准备好的一段话，后来变得非常有名：“我不认为奥本海默博士是不爱国的，可是他的一些言行我不了解，所以假如美国的安全事业不放在奥本海默手上，我更感觉安全。”[4]你看他不说奥本海默不爱国，但是因为不了解他的言行，所以国防大事放在奥本海默手里，他不放心。这句话后来被普遍解释为：他要赶走奥本海默，这对以后的泰勒余生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泰勒的性格使他需要朋友，可是他这样一来，99%的物理学家都不理他了。

厚宇德：当年的奥本海默在业内是很有威望，也展示出了出色的领导能力。

杨振宁：对绝大多数的科学家而言是这样的。

厚宇德：泰勒这话得罪了奥本海默，也给大部分物理学家留下了极坏的印象。

杨振宁：对。说起来泰勒和奥本海默有冲突可能还和另外一件事有关。在20世纪美国科学界有3位重要人物，一个是泰勒，一个是冯·诺依曼，一个是后来得了诺贝尔奖的维格纳 (Eugene Wigner)。这三个人我都很熟。他们都是匈牙利人，都是在布达佩斯成长的犹太人，都是重要的物理学家与数学家。他们坚决反共，所以他们反对奥本海默，或多或少与他们的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认为奥本海默是亲左派的。所以一个人最后成为什么样子，有很复杂的原因，说有的人喜欢与政治发生关系，有的人不喜欢与政治发生关系，就显得过于简单。有些人最后的人生结果，并不是他靠自己就能决定的，外部的他人的作用有时候也不可忽略。

尤金·维格纳

厚宇德：我以前不知道维格纳也是坚决反共的。

杨振宁：他也是，他非常反共，还不止于反共。我和维格纳非常之熟，他比我大二十岁[5]。1960年代初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听说中国饿死很多人。有天我到维格纳办公室讨论什么问题，讨论来讨论去就讲到中国，他说他赞成用原子弹轰炸北京。怎么讲到这上面去的我记不起来了，我想我们一定是在讨论物理的问题时，后来不知不觉怎么讲到这个问题。我说中国现在很惨，美国应该帮助中国一下，可是他对于中国的态度很不友好，不但不赞成援助，还支持美国轰炸北京。结果回家后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进一步表明我与他完全不同的态度。

厚宇德：您写这封信还能找到么？

杨振宁：我如果找到这封信可以给你看。维格纳是个很喜欢思考的人，他是个很好的物理学家，从研究的角度看，我喜欢他，他是很早提出宇称，也是最早搞群论和对称在物理学的应用。而我也是搞这个，但比他晚，所以我对他很佩服。他个人做人在很多地方我也是很佩服的。但是在政治或对社会的主张上我们有根本的区别。还有一个与维格纳有关的故事。在30年代的时候，他从欧洲到美国[6]，刚去的时候是在普林斯顿，可是没有得到永久的位置，所以中间他又跑到别的地方。[7]这也许是1938年或1939年，那个时候我记不准是周培源还是别的谁，就想把他请到中国来。到清华和北大去查档案的话，应该能查到相关史料。后来这事没成功[8]。中间维格纳去威斯康星大学工作两年，然后又回到普林斯顿[9]。我不清楚他为什么离开呢？两年后又回来。可我知道他好像是对普林斯顿给他的待遇不满意，所以他就走了。我提这个就是说，他们三人是坚决反共的。可是他们对要不要参与政治的态度，完全是不一样的。三个人是好朋友，可是在做人态度、言谈风度方面却是完全不一样的。[10]

厚宇德：周培源当时是与西方物理界广结善缘的知名教授之一。我读玻恩的传记发现，1933年后，玻恩曾致函周先生，期待他能帮忙为其学生和助手安排工作。1936年周培源先生也曾回函玻恩，说清华希望得到一位学者，但是当时计划在对日关系正常化之后实施。事实上接下来日本的侵略更加猖獗，此事也只能作罢[11]。您当年给维格纳写信之后，信函有没有影响你们之间的私人关系？

杨振宁：没有影响，他没有回答我的信，事实上他也没办法回答我，我的目的是表明我的态度。后来我们还是继续交往，我请他到我家吃过饭，他也请我到他家去吃过饭，没有再提这件事。

厚宇德：您以前的著述说过，您二位的交往较多，去年您给我的文章中[12]提到了他和约当合作的论文，他的名字写在前面，但他说实际上约当的贡献更大。

杨振宁：对，这也是他的一个个性，做事诚实。这个故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我写下来了。他确实又是个非常诚实的人。[13]

厚宇德：维格纳算是比您年长一代的人，那一代理论物理学家对他的评价都很高么？这些只依靠书本很有局限。

杨振宁：这就牵扯到另外一个关系。有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对他评价很高，可是又有很多人觉得他不行。理论物理学家对于要知道多少数学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像海森伯 (Werner Heisenberg)，我猜想他终其一生都觉得维格纳不是很好的物理学家，他认为维格纳太数学化了。(厚：他对玻恩也是这个态度) 对，他对玻恩是这样，对维格纳更是这样，因为维格纳是个很好的数学家，他对于数学的态度和知识都远超过玻恩，所以像海森伯年青时就看不起这类物理学家。维格纳自己晚年，获诺奖后讲过：我在年轻的时候，我的工作没有一个被人家重视，今天我的工作不管对不对，都被人重视。玻尔(Niels Bohr)和海森伯他们贬低与数学有关系的物理工作。可是海森伯晚年的时候也改了，他意识到离开数学什么也做不了。

厚宇德：确实如此，这一点我是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材料的。玻恩在哥廷根时，他周围有多位年轻人厌倦玻恩过多使用数学，甚至可能包括在哥廷根时的费米。我觉得有些学习物理的年轻人有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是费米后来的数学是很强的。

杨振宁：对。费米在哥廷根的时候非常不开心，我想最主要的就是海森伯和泡利 (Wolfgang Pauli) 当时看不起他，这对他的自信心有很大的影响，那时泡利和海森伯都非常有名了。后来费米就去了荷兰莱顿大学，在艾伦费斯特 (Paul Ehrenfest) 那里呆了半年，他后来讲，在这半年里他恢复了自己的自信心。

费米

厚宇德：根据玻恩的回忆，费米在哥廷根的时候表现出了很聪明很能干的一面。

杨振宁：你如果能够把费米在哥廷根的时候做了些什么事情写成文章，再探讨下当时他跟海森伯、泡利和玻恩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将是非常重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