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宇德：关键如您所说。他和您提到的几个人或者其他人关系有点紧张，他和玻恩之间倒没有什么，这从费米夫人为费米写的传记里边可以看出，玻恩对费米还是友好的，但也没说别人对费米不好。

杨振宁：我读过费米太太这个传记，我没注意到[14]。

厚宇德：在文献里目前找不到别人对费米不友好的直接证据，大体上认为是由于，玻恩是内向的，哪个学生主动靠近他，就会与他有更多的交流。可是费米本人也是内向，于是他们之间渐行渐远或始终保持着距离。对于这些能够理解但很难论证。

杨振宁：在海森伯和泡利的信件中可能会透露出一些信息。你可以在这些信件和当时的文章中找到证据，这是很重要的历史文献。

厚宇德：您说的很有道理，条件允许时值得留意关注。费米是了不起的实验和理论物理学家，是两方面能手的大师。除此之外，我认为他还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奥本海默成立原子能委员会，里面还有西拉德 (Leo Szilard) 等人，后来费米主动退出。他说：我可以不退出，但我不能保证我能做出正确的结论。作为物理学家，他能判断自己的工作对与错，但是对于这类人类复杂性的事务，他就感觉没把握了，不知道自己投出的一票是对是错，而一旦有这个感觉，他就觉得自己应该退出。这也充分展示了他作为科学家的诚实与求实的精神。

杨振宁：我也听说过这件事。奥本海默对费米的回答很佩服，所以他告诉了我。

厚宇德：这是奥本海默直接告诉您的？

杨振宁：是他亲口讲给我的。因为他知道我是费米的得意学生，他去跟费米谈了没成功他回来了。奥本海默很显然注意到这点，很佩服，所以他把费米退出原子能委员会这件事告诉了我。还有一个与费米有关的故事[15]，是关于寒春 (Joan Hinton，1921—2010) 的。她曾在洛斯阿拉莫斯费米的实验室里给费米做助手，做的是研制原子弹的重要工作。

晚年的寒春与杨振宁的合影

战后费米去了芝加哥，寒春成为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还没开始做论文。1947年我们就认识了，她让我教她中文，她当时没讲为什么学中文，第二年她忽然讲她要到中国去，我才知道她学中文的目的。我还记得很清楚，她要坐火车从芝加哥到旧金山，然后坐船到上海。1948年3月我借了辆车，送她到芝加哥火车站，然后她就开始了中国之旅。她到中国以后我们还通过几封明信片，可惜都丢掉了。1971年我第一次回国时，有人安排我去大寨参观，没想到在大寨恰巧遇见了她，我们长谈了一晚。后来有人说一定是政府有意安排的，我觉得不是。那时我为什么去大寨呢？因为政府部门想让我知道农业学大寨的成就。她为什么去的呢，因为她哥哥 (韩丁) 是共产党员，前几年回到美国，1971年第一次又回到中国[16]，她领着她哥哥到中国的农业区到处转。所以偶然性很大，不是有意安排。

那天晚上谈话时，她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1948年想要到中国来时，她说：“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一定要告诉费米。”因为她跟费米做的原子弹研究是敏感的事情，她说，考虑了半天最后还是告诉了费米她要去中国。她当时非常之怕，怕费米把她的计划告诉华盛顿，从而阻止她来华。结果费米没有告诉华盛顿，就没有人阻止她。她说：“因为这件事情，我永久感谢他。”她这话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回到美国我立刻打电话给费米太太，说我在中国见到了寒春，讲了这个经过，特别告诉她寒春对费米的感激之情。

厚宇德：那我是不是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寒春女士的导师不是费米，情况会怎么样呢？很可能会结束她的中国之行。

杨振宁：她读研究生的时候和费米很熟，但费米不是她的导师。这件事能很好地展现出费米的人品。

厚宇德：20世纪60至70年代，农村常播放关于大寨的纪录片电影，我是通过电影了解大寨的。您当年到大寨参观，是什么感受？

杨振宁：他们宣传做得很好，陈永贵招待我，去参观的都住招待所，寒春也住在那，所以就碰到了。陈永贵带我们去看大寨人自力更生种的田。

厚宇德：结合这几件事情，我对费米就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玻恩说有的科学家忘掉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完全投入到政治活动中是过分的，并认为这与人的性格有关。我觉得他的话也有几分道理。有的人活跃有承担，有的人就内向而胆怯。

杨振宁：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于名利、权力与金钱，全世界不同行业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生活环境与性格不同，他作出的判断稍微有一点不同，就可能产生人生最后很大的分别，所以最后结果与人的成长环境和当时的社会动荡等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在这点上，中国传统的儒家做人之道，与西方也有一个分别。儒家传统的修身、礼仪等理念是比较保守的，西方不反对这样做，但是他们不够注意，所以他们是比较向外的，儒家是比较向内的，这一点上是有区别的。这种文化区别对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这种文化区别谁好谁坏也不是一个能简单回答的问题，在不同的情形之下、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想法。

厚宇德：既然我们提到了奥本海默、提到了费米和原子弹，这就让我想起了爱因斯坦。当年爱因斯坦曾与西拉德等人联名给美国总统写信，建议研制原子弹。您觉得此信起作用了吗？

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给美国总统的联名信副本

杨振宁：我觉得这封信起了作用，但没起到很大的作用。很不幸的是，中国的学术界有人孤陋寡闻，胡乱发表意见。爱因斯坦的信寄去以后，最初没有被美国政府注意。这也并不稀奇，因为政府非常之大，它通常不管学术界的事情。爱因斯坦名气非常之大，可是很多人觉得他是个老先生，现在已经过时了，是一个与世没有多少关系的人，所以美国政府里的人对这封信不发生兴趣并不稀奇。可是后来我不知道里面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就是美国政府又对这封信发生了一点兴趣，所以等到美国开始要搞原子弹的时候，是与这封信有关系的。所以我说这封信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影响不是立刻产生的，可是最后还是发生了影响。我觉得这样评价最准确。上次我跟你说过彭越的事，他研究原子弹的历史读了很厚的十多本书，才写出很好的文章。中国有些学者不踏实读书所以孤陋寡闻，这样发表的意见难免会出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