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宇德：您说的很对，其实据我所知中国现在也有些学者研究工作很严谨。但是只要有一个人类群体，就往往存在一个近似的正态分布。中国的市场经济早期充斥造假现象，后来商人发现靠欺骗是无法持续赚钱的，所以经济发达地区自觉地越来越规范了，产品的质量也越来越好。我期待中国的学术界也能如此。刚才说原子弹的事，我忽然产生一个念头：您导师泰勒搞氢弹时期，您是有机会介入的，为什么没介入呢？

杨振宁：我1949年离开了芝加哥，那以后17年我一直在普林斯顿，偶尔能见着泰勒，因为他有时候来普林斯顿开会，另外在美国物理学会开会时也能见到，但总的来说，很少。见面时多数时候也就讲讲hello、how are you之类的。我离开芝加哥以后和他接触时有几次较长的谈话，谈的也都与氢弹研究没有一点关系。

第一次我跟他有比较长的交流，也就半个钟头、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是1955年夏天我到伯克利去访问，他约我谈过，谈的与核武器没有关系。记得我们谈过的有两件事情，一个是他问了关于规范场的问题，因为那时我与米尔斯合作的文章已经发表。他大概略微有点兴趣，他问了我一点问题，但没有深入。还有一个是，他跟我说 (停顿思索)……我不记得是我提出的还是他提出的，可能是我提出来的，但是我们谈了下面这件事。那时他跟奥本海默的冲突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我记得好像是我和他说，我觉得最好他来做点事情弥补一下，怎么弥补呢？因为他刚刚得到了美国总统发给他的恩里克·费米奖[17]。费米1954年去世，在他去世前病得很厉害的时候，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令，要设立一项恩里克·费米奖。当时的奖金很多，第一个就给了费米[18]，这个奖一直存在，现在还有[19]。

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为奥本海默颁发恩里科·费米奖

于是我跟泰勒说，你刚得了费米奖，你为什么不给奥本海默提名一次呢？后来泰勒为奥本海默提名，下一年奥本海默就获得了费米奖。可是我猜想这不能归功于我，我想他自己也想到了，而且我相信别人也一定会提醒他，这是一个很好的弥补方法。但是至少我记得我和他谈过这件事。我记得我后来可能还给他写过一封信讲这个事情。

厚宇德：您提到了信，我就再次麻烦您，您给维格纳那封信如果找到了，一定给我看一看。

杨振宁：好的。我再接着回忆泰勒。我和泰勒从来没有谈论氢弹的问题，后来有这样一个接触，1971年我到北京，那件事很引人关注，当时美国的报纸都登出来了。他很注意，因为第一我是他的学生，第二当时他在华盛顿影响很大。他有一个外甥是位教授，我和他很熟。他现在我想也快80了，他说他的舅舅要来看他，他希望和我谈谈关于中国的事情。所以那天他就只请了我和泰勒，到他家吃饭，饭后泰勒把我带到一间屋子，他外甥领着太太走掉了。泰勒和我单独谈话，很显然泰勒想要知道中国的信息，我也很愿意告诉他。我们谈了好几个钟头。讲对中国的印象，他是不喜欢共产党，可他不像维格纳那么激烈，维格纳曾讲要轰炸北京。

厚宇德：说到这里我想我有必要确认一下，维格纳说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轰炸，还是用核武器轰炸？这个在当时的语境中能分辨出来么？

杨振宁：这个对话比较早，并不是说他们真制定了要轰炸北京的计划。我感觉维格纳这样说主要是想表达他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情绪。但是如果美国政府真的讨论这件事情，维格纳会支持轰炸意见。那一晚上谈的就是泰勒想知道中国是什么情形，他想知道我对中国是什么意见。是不是可能他想试探我是不是想回中国？我没法断定。他知道我和原子武器没有任何关系，他会猜想到中国非常希望我回去，不只是做科学的工作，他猜想如果我回中国的话，中国会让我做原子弹的工作。我想他有试探一下我的意见的可能。

泰勒和美国军方很熟，军方可能会让他试探我一下，这个可不可能呢？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在美国我是很有名的物理学家，科学界以外的普通人比如美国军方的人认为物理学家和原子弹是很近的，其实并不近。

再比如说1964年年底我到香港，我父亲母亲弟弟妹妹从上海到香港，我们见面一起呆了两个礼拜。后来我回到普林斯顿，当时有个教授，叫做乔治·凯南，是美国外交方面的重要人物，是外交理论界重要人物之一。20世纪40年代美国和苏联变成两个阵营，那个时候美国应该怎么处理与苏联的关系？当时有篇文章发明了一个观点叫做遏制战略 (containment policy)，就是围起来不让出来，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外交理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位作者四、五年前才去世，他比我大几岁。他后来成为普林斯顿的教授。1964年我与父母分开从香港回到美国，他请我吃饭，问了很多我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关于中国的消息，我后来猜想他可能也是想试探一下我与父母接触是不是想回中国。

乔治·凯南

我猜想这可能是美国外交部让他试探一下。换句话说，美国政府里面有人是非常关注杨振宁是不是回中国这件事的。1971年回国前我给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写了一封信，我为什么给他写封信呢？我如果不告诉他而忽然出现在中国，有可能产生纠纷，我想不如我事先告诉他一下。我给他写了信，他回答说很高兴我能回国访问，但不能给我签证，事实上我当时不需要他帮助。

这件事情过去没多久，有一个我在芝加哥大学多年未见的同学忽然来看我，我想那时我至少十多年和他没消息了。他在我家住了一天，我后来猜想他之所以来可能是受美国哪个部门的指使来试探试探的。我为什么这么想呢？他在芝加哥大学读书后做新闻记者，驻在香港，他在香港做了一件事情，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在香港访问了张国焘，写了张国焘传，这奠定了他在新闻记者中的地位，因为张国焘是个重要历史人物。所以我猜想他跟美国政府大概有些关系，我后来没问过他。所以这些人包括泰勒的来访，我多多少少觉得他们要试探杨振宁是不是要回国。

厚宇德：谢谢您结合第一个话题谈了这么多，这其中部分是我以前有所了解的，部分是第一次听说。信息量很大，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里结束第一个问题了。我今天期待向您请教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物理学与哲学关系的。做实验物理的人似乎很少有人关心这个问题。部分理论物理学家关心它，如玻尔尤其喜欢做哲学讨论，玻恩有时也说哲学是重要的、要求学生对哲学有所了解，但他又警告学生不要彻底归顺于任何哲学流派，而要保持质疑和批判的精神。还有部分理论物理学家如费米、费曼对哲学怀有不友好、甚至不屑一顾的态度。我注意到，您以前对此的观点是，您认为在历史上较早的时候，哲学对于物理学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随着物理学的发展，哲学对物理学的影响越来越弱化了。您现在怎么看待这二者的关系？

杨振宁：关于哲学和物理学的关系，是的，在不同的时代物理学界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物理学的进化是不断改变的。在19世纪的时候，因为沿袭当初科学叫做自然哲学的传统，仍然认为科学跟哲学有密切的关系。到了19世纪末年的时候，许多科学家还认为物理学几乎是从哲学脱胎而来的，尤其是马赫的影响非常之大。但你看今天，甚至20世纪我在物理学前沿从事研究的时候，实际从事研究工作的物理学家，没有人关注哲学。这就代表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物理学家对于哲学家的哲学[20]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个改变呈现在不同的人身上。当然同一时代的物理学家，有的人喜欢讲哲学，有人不喜欢讲哲学。你讲的很对，比如玻尔就喜欢讲哲学，费米不喜欢讲哲学，有这种不同的分野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可能是因为不同人有不同的爱好，问题的关键还是看哲学是不是真的指导了物理学的研究，是不是物理学家不能离开哲学。至少从我们这一代物理学家身上去看，我觉得不是。

奠定量子力学基础的1927年索尔维会议

厚宇德：事实上今天发生了翻转，如您曾说过的那样，现在不是哲学影响或指导物理学研究，而是物理学在影响哲学发展。

杨振宁：是的，具体一点说，我想量子力学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量子力学不是从哲学来的，虽然有人认为是这样的，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很明显量子力学是从研究原子光谱出发建立起来的。量子力学发展起来以后，它反过来对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这个过程现在仍然在继续。

厚宇德：量子力学关注的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存在根本的不同，20世纪前30年这个领域不但对物理学家是陌生的、新开拓的，研究结果对哲学家来讲也完全是新鲜事物，所以他一定要吸收、学习、理解这个新事物，这个过程必然会出现。您个人的看法是一个物理学家完全没有必要先去研读哲学著作，然后借助它形成自己的思维方法，从而影响物理学的研究工作。

杨振宁：要尊重科研过程的客观事实，我没有研究过哲学，我所见过的理论物理学家也没有人像必须学习和使用数学一样对待哲学。坂田昌一认为理论物理研究需要哲学指导，我说过[21]，我不同意他说自己的研究起源于哲学的观点，他从哲学出发得不出物理学结论，我认为他越少涉及哲学的时候，物理成就才越大。

厚宇德：如此说来，您对于物理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的基本看法，和30年前是高度一致的。谢谢您清晰回答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