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说，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往返于其本土和南海之间时，通常选择从巴士海峡航渡。直到2024年9月25日，“涟”号驱逐舰（高波级4号舰）成为海自成立以来，首艘进入台湾海峡的日舰；当时这艘日舰与澳大利亚海军驱逐舰、新西兰海军补给舰结伴从北向南穿行。此后在2025年2月、6月，“秋月”号、“高波”号驱逐舰均单独从北向南穿行台湾海峡。

一边是日本海自主力——各型通用驱逐舰闯入台海越发频繁；一边是从2019年“不知火”（朝日级2号舰）号服役以来，日本通用驱逐舰的数量不仅没有增加，以今年“朝雾”级开始陆续退役为标志，还出现了小幅缩减。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一个结论，那就是尽管人民海军新舰数量与日俱增，但对日本上的强度远远没有体现出这样的数量优势，导致日舰还有精力在台海周边兴风作浪。

和平时期，军舰对敌人慑压作用的体现是非常直白的，“越大越好、越多越好、越近越好”。虽然近年人民海军多次派出战舰编队在日本周边航行，甚至进行过若干次绕日航行，但无论是频率还是抵近程度，都没有让日本产生真正的“惊诧”。例如去年12月初，辽宁舰航母编队在“歼-15雷达照射F-15事件”后，仅沿着琉球方向北上一段时间，此后即开始传统的为期一周的西太演训，没有进一步北上抵近日本本土，这自然有训练安排的考虑，但也的确没有达成对日本应有的震慑作用。

论及对日本的上强度，在去年底高市早苗表态后，俄罗斯海空力量在太平洋方向的出动频次已经颇为可观：从日本防卫省公布的近一年来“紧急发进（战机紧急起飞拦截）”数据来看，俄军近四个月以来，每个月都保持20次以上的军机抵近日本飞行，其中更是包括图-95战略轰炸机、挂载“匕首”高超声速导弹的米格-31K战斗机这些威慑作用很强的机型。

从今年第一季度来看，俄军出动的军机批次不仅每个月略有增加，从日方应对次数来看，甚至比我国出动的批次还要多些

但俄方大型军机数量有限，这样的强度已经接近其和平时期可持续的能力上限；太平洋舰队的大舰数量更是偏少，无论是排水量较小的20380/20385型护卫舰还是武备性能落后的1155型大型反潜舰都很难构成让日本高看一眼的“强度”。既然无法对俄罗斯的联动能力要求更高，又要在日本海方向持续加大压力，类似2024年3月无侦-7从大陆方向飞入日本海的行动，频率就要更高一些。

由此进一步思考，作为一个岛国，日本长期认为周边海域是隔绝威胁的“天险”，而“空中威胁”又集中在距离其核心地带相对遥远的中俄两国，即使算上朝鲜试射的各型弹道导弹，凭借地面和空中的雷达探测体系就能实现对这类传统威胁的预警。但对于大量具备一定雷达低可探测性的无人机突然出现在其核心地带周边的场景，日本从装备到心态上都缺乏对这种非传统威胁的准备，在这一点上甚至不如韩国。

2024年3月无侦-7在日本海的航迹，如果无人机从更加靠南的阵位出动，则仅需飞行800多千米就可抵达大阪、京都地区，留给日本的预警探测窗口将被大幅压缩

如果说面对执行中俄空中联合战略巡航任务的轰-6K和图-95，日本可能会在多次应对后，产生“一年两次，不过如此”的心态；那么随时可能出现在日本沿岸的各型无人机，反而有概率形成如同当年“拉致事件”、“不审船”那样的恐慌氛围。如果这些“不审无人机”利用漏洞飞到让日本民众目视即可发现的地方，不仅其效果可能胜过“战略轰炸机挥动翅膀”，迫使日本不得不加大对本土防御的投资，客观上更是能起到影响其防卫方针的作用。

以上畅想的，只是军事领域对日本上强度的无数种方式中一种略微偏门的可能性。众所周知，在当今中国的国力面前，阻碍这些可能性变成可行性的，往往是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名分”——往大了说是联合国安理会怎么看，往小了说是“友邦惊诧”了怎么办。实际上“名分”到底往哪个方向解释，归根结底无非是“包装”二字。

无论是日舰近期穿航台湾海峡、窜犯我东海和南海，还是新西兰此次派机以日本为基地滋扰黄海和东海，这类持续已久的活动往往都有一个自圆其说的“名分”：正所谓监督“联合国对朝制裁执行情况”。这使得我方应对行动无论多么“坚决有力”，却始终治标不治本；美日等国更是屡屡利用与制裁相关的条文辩白自身行动，甚至倒打一耙。

毫不意外，新西兰国防军也有样学样地在其声明中表示，“这架新西兰皇家空军飞机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持续执行监测朝鲜违反海上制裁的行为的；我们已明确说明，此次部署旨在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长期制裁，新西兰国防军机组人员始终按照国际法和当地民航程序专业运作”。

当“五眼联盟”里最不起眼的新西兰都派出军机，以“安理会决议”的名义，大摇大摆地执行对华情报搜集任务时，当对朝制裁根本无法阻挡朝鲜核武建设取得成果时，到底是谁在所谓“对朝制裁”中，面临着国家安全利益受损的风险？

新西兰空军的4架P-8A于2022年年底至2023年年底陆续列装，其中一架今年3月开始在日本部署，于3月26日转场到日本嘉手纳空军基地

作为一个丹东人，笔者已多次在各种场合表达过，对朝制裁只是特殊历史时期、服务于当时外交策略的权宜之计，早已不适应如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深入发展中朝关系、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时过境迁，这个历史包袱不应成为外国军舰军机在我周边活动的借口、影响各国关系未来发展的障碍，而应在足够的政治智慧下予以巧妙化解。

根据朝中社4月10日报道，在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务相崔善姬代表朝鲜政府于9日晚举行的欢迎我外交部长王毅一行的宴会上，“王毅致辞时对朝方热情款待表示谢意，并说朝鲜抵制美国和西方势力变本加厉的制裁压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就，这是朝鲜人民在金正恩总书记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发挥勤劳精神和智慧而取得的硕果”。

根据新华社4月10日报道，在9日早些时候与王毅的会谈中，崔善姬表示，“朝方完全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藏、涉疆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立场，充分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高度评价中方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秉持的公正立场及发挥的重要作用”。

就在王毅结束访朝后不久，中日关系尖锐对立局面不断加剧之际，4月16日，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发表评论文章《谁是恶化中日关系的罪魁祸首》。文章末尾引用《人民日报》文章《任何插手台湾问题的挑衅行径必将付出代价》的观点表示，中方举措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与国际法的正义之举，是对日本右翼与“台独”分裂势力的严正警告。“若日方不停止勾结‘台独’分裂势力滋事，必将遭到迎头痛击”。

东亚秩序的重塑，终将从旗帜鲜明地坚守道义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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