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政策的内在矛盾

“大交易”的第二个支柱是维持国际人才管道。布坎南正确地指出，70%的顶级在美AI研究人员出生在国外，65%的领先美国AI公司至少有一位移民联合创始人。但他对人才政策面临的困境却语焉不详。

特朗普政府在移民政策上的立场与布坎南的设想存在根本冲突。将H-1B签证费用提高到10万美元，大幅收紧国际学生入学政策（2025年可能导致国际学生入学率下降30%-40%），这些措施的政治逻辑与“保持AI人才流入”完全相悖。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移民政策并非出于无知或短视，而是回应了美国社会中一股强大的民粹主义情绪。

对许多美国选民而言，保护美国就业、防止移民抢走机会是比维持AI领先地位更直观、更紧迫的关切。当布坎南谈论引进更多外国AI人才时，政治现实是，这种政策会被解读为“让外国人来抢美国人的工作”。技术精英和政策制定者可以用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来论证开放移民的必要性，但这套话语在政治市场上的说服力远不如美国优先来得有力。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布坎南一方面希望政府帮助AI产业获得更多国际人才，另一方面又主张将AI深度整合进国家安全体系。但任何有过安全审查经验的人都知道，涉及国防和情报的项目对人员背景有极其严格的要求。当AI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军事和情报用途时，如何平衡人才开放性和安全审查的严格性？那些来自对手国家的研究人员——包括大量来自中国大陆的AI专家——是否还能参与最前沿的AI研发？

布坎南似乎希望鱼与熊掌兼得：既要保持美国作为全球AI人才磁石的地位，又要加强对AI技术的国家安全管控。但这两个目标存在内在张力。中国大陆正在积极招募AI专家回国，而美国日益收紧的移民政策和日益政治化的科研环境，可能会加速这种人才回流。当美国大学里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发现自己无论多么优秀都难以获得工作签证，当他们的研究因为敏感性而受到限制时，选择回国就成了理性选择。而这正是布坎南所担心的人才外流。

政府-产业合作的结构性障碍

“大交易”设想的核心是政府与科技行业建立深度合作关系。但这个设想面临一个尴尬的现实：双方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互不信任。

从科技行业的角度看，政府意味着繁琐的监管、缓慢的决策流程和对商业创新的束缚。硅谷文化崇尚“快速行动，打破陈规”（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而政府系统的特点恰恰是谨慎、官僚和风险规避。更重要的是，科技公司担心与政府深度合作会限制它们的商业自由。如果将AI系统深度整合进国家安全体系，这意味着更严格的出口管制、更多的安全审查、更少的国际市场机会。对那些在全球运营的科技巨头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代价。

从政府的角度看，科技公司则是一群难以管束、唯利是图、不考虑国家安全的商业实体。OpenAI、谷歌、Meta这些公司都曾因为与军方和情报机构的合作项目引发内部员工抗议。2018年，谷歌员工成功迫使公司退出了与国防部的Maven项目。这种企业内部对军事合作的抵触，让政府对科技公司的可靠性深表怀疑。

布坎南在白宫任职期间主导的一些政策，恰恰体现了这种张力。拜登的AI行政命令要求科技公司自愿做出安全承诺，但这些承诺大多停留在原则层面，缺乏强制约束力。而当政府试图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时，科技公司又会动用强大的游说力量来阻挠。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很难想象能够升华为布坎南所设想的“大交易”式的战略伙伴关系。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大交易”假设政府和产业能够就AI的发展方向达成一致。但实际上，双方对许多核心问题存在严重分歧：AI应该多大程度上开放？谁应该控制最强大的AI系统？AI带来的经济收益应该如何分配？AI技术应该向哪些国家和实体出口？在这些问题上，政府和科技公司的利益远非完全一致，而且内部也存在严重分歧。要在这样的基础上达成一个覆盖能源、人才、国家安全等多个维度的“大交易”，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时间的残酷性与政策的惰性

布坎南正确地指出，AI进步速度极快，政策制定者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做出重大决策。但他的“大交易”却要求完成一系列在美国政治体制下通常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实现的任务：大规模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移民政策根本性改革、政府-产业关系的深刻重构、国家安全体系的全面AI化。

这里存在一个根本性的时间错配：AI技术的演进以月为单位，而美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以年甚至十年为单位。在拜登任期内，布坎南主导的AI行政命令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建立了AI安全研究所等机构，推动了一些自愿承诺。但这些成就与“大交易”设想的宏大目标相比，几乎微不足道。而现在，特朗普政府正在系统性地拆除拜登时期建立的许多AI治理框架，包括放松芯片出口管制——这正是布坎南最担心的事情。

政治周期的不稳定性使得任何长期战略都难以为继。一个政府费尽心力建立的政策框架，可能在下一个政府上台后被全盘推翻。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政府和产业就一个需要十年、二十年才能见效的“大交易”达成共识，无异于痴人说梦。中国大陆的体制优势恰恰在于其政策的连续性和长期性——当中国大陆将AI确定为战略重点时，这个战略可以持续数十年不变，资源投入也能够保持稳定。美国的民主制度有其独特价值，但在需要长期战略规划的技术竞争中，这种制度的弱点暴露无遗。

布坎南的“大交易”本质上是一个防御性战略，它的出发点是“防止失去领先地位”而非“创造新的突破”。这种心态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焦虑和不自信。当一个国家的AI战略主要由防止对手超越而非创造革命性创新驱动时，它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先机。中国大陆的AI战略虽然也包含赶超美国的目标，但更重要的是建立自主创新能力和独立的技术生态。DeepSeek的成功正是这种战略思维的体现——与其被动等待美国放松封锁，不如主动探索新的技术路径。

难以愈合的裂痕

最终，“大交易”之所以难以实现，根源在于它试图弥合的那些裂痕可能本就无法愈合。

美国社会在AI问题上的分裂是深层次的。

技术精英认为AI是下一个增长引擎，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持领先；普通民众担心AI导致失业和不平等；环保主义者反对为AI建设消耗巨量资源的数据中心；民族主义者要求限制移民和技术出口；国际主义者强调开放合作的重要性。这些立场之间的矛盾，不是一个“大交易”就能调和的。

政府和科技公司之间的不信任是结构性的。科技公司希望政府提供支持但不要干预，政府希望科技公司服从国家利益但又不完全信任它们。这种关系更像是一种脆弱的共生而非稳固的伙伴关系。

美国和中国大陆的竞争是长期的、全方位的，不可能通过单一的技术封锁或单一的政策框架来解决。中国大陆的制度优势在于能够集中资源和长期规划，美国的制度优势在于创新活力和市场机制。但当竞争进入到需要国家动员和长期规划的阶段时，美国的制度优势可能反而成为劣势。

布坎南的“大交易”建立在一个过于乐观的假设之上：只要政府和产业达成正确的协议，美国就能够延续其在AI领域的领先地位。但现实可能更加残酷——不是美国不够努力，不是政策不够好，而是历史的钟摆正在摆向另一边。技术霸权从来不是永恒的，曾经的领先者往往会在新的技术范式转换中失去优势。AI可能正是这样一次范式转换，而“大交易”式的修补方案，或许只是延缓衰落而非逆转趋势。

在DeepSeek证明封锁无效、特朗普政府拆除拜登时期的AI治理框架、美国社会在移民和能源政策上陷入僵局的当下，布坎南的“大交易”更像是一个精致的政策幻想，而非可行的战略方案。这并非说布坎南的诊断不对——美国在AI领域确实面临能源、人才、安全整合等多重挑战。问题在于，他开出的药方需要一个在当前美国政治现实中几乎不存在的条件：高度共识、长期承诺、政府效率和超党派合作。当这些前提条件都不具备时，“大交易”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成为又一个华盛顿政策圈里的美好愿景，而非能够真正塑造现实的战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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