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心智观察所】

前不久，前白宫人工智能特别顾问本·布坎南（Ben Buchanan）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抛出了他的“大交易”设想，华盛顿的政策圈似乎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叙事框架。

这位在2021至2025年间负责协调拜登政府AI政策的核心人物，试图为美国AI发展勾勒一幅宏大蓝图：科技行业必须要与政府达成战略协议，前者获得能源基础设施、人才管道和国家安全保护，后者则将AI整合进国防体系并确保其不破坏所谓的民主价值。这个提议听起来既务实又理想主义——问题恰恰在于，它可能过于理想主义了。

更令人玩味的是，就在布坎南构想这份“大交易”之后不久，DeepSeek正在以一种近乎讽刺的方式，拆解着他所依赖的核心假设。这家被美国芯片出口管制严密封锁的公司发布了DeepSeek V3.2，实测在开源模型中达到全球最高水平，与海外顶级闭源模型的差距缩小至约一个季度。该模型分为普通版和特别版：普通版性能对标 GPT-5，特别版则媲美 Gemini 3.0 Pro，尤其在数学与推理能力上表现突出。这不仅是一次技术突破，更是对美国“芯片遏制”战略的一记响亮耳光。

芯片政策的分歧：遏制还是“上瘾”？

在理解布坎南“大交易”的困境之前，我们必须先厘清美国AI战略界内部一个长期存在但鲜被公开讨论的根本分歧——关于对华芯片政策，决策圈内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

本·布坎南（Ben Buchanan）

第一派可称为“技术依赖派”或“上瘾派”。这派观点认为，应当允许中国大陆在一定程度上获取美国的先进AI芯片，使其AI生态系统建立在美国技术基础之上，形成一种战略性依赖。这种策略的逻辑类似于毒品贩子的手法：先让对方上瘾，然后控制供应链就能控制对方的技术发展节奏。英伟达最初对中国大陆市场的态度——不断推出降级版芯片如H800、H20来规避出口管制——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思路。这一派相信，只要中国大陆市场的AI产业离不开美国芯片，华盛顿就永远掌握着关闸的权力。

第二派则是布坎南所代表的“全面遏制派”。在他们看来，任何对中国大陆的技术渗透都是危险的，必须在制造端实施最严格的封锁，不给中国大陆任何获取先进算力的机会。这种观点在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大幅扩展芯片管制时达到高峰，不仅限制先进芯片出口，还限制芯片制造设备，甚至禁止美国公民为中国大陆半导体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布坎南在文中对中国大陆“军民融合”战略的恶毒指控，都清晰地显示出他属于这一阵营。

然而讽刺的是，DeepSeek的成功恰恰证明了两种策略可能都已失效。

“上瘾派”的梦想破灭了——中国大陆AI企业并没有因为依赖美国芯片而束手就擒，反而在被断供后激发出了惊人的技术创新能力。而“遏制派”的策略同样遭遇挫败——即便在最严格的出口管制下，中国大陆企业仍通过算法优化、架构创新和可能的走私渠道，实现了技术突破。正如智库Stimson Center的分析所言，出口管制的“卡脖子”假设本身就是一个谬误——每一次限制都会留下缝隙和漏洞，而目标国家的适应和创新能力往往被严重低估。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封锁正在催生一个危险的结果：“设计出去”（designing out）。当美国技术被完全排除在外时，中国大陆企业别无选择，只能开发完全绕过美国技术的替代方案。华为用麒麟9000s芯片替代高通，导致高通2024年损失6000万套芯片销售，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长期来看，这种“设计出去”将永久性地侵蚀美国在全球半导体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当中国大陆建立起完整的国产替代体系后，即便美国日后放松管制，市场份额也难以夺回。

布坎南的“大交易”建立在全面遏制战略能够成功的假设之上，但现实已经在反复证明，这个假设正在崩塌。

能源幻觉与基础设施的政治死结

“大交易”的第一个支柱是政府为AI产业提供充足的能源基础设施。布坎南在文中引用的数据令人震撼：到2028年，美国AI产业仅新增电力需求就将达到500亿瓦，相当于整个阿根廷的用电量，数据中心可能消耗美国电力产量的12%。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大陆每年新增电力容量达12%，而美国在2005至2020年间几乎没有新增净电力。

这个对比看似有力，实则掩盖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美国在过去二十年间几乎没有新增电力？答案并非技术能力不足，而是美国社会在能源政策上陷入了一个几乎无解的政治死结。

一方面，任何大规模的新建电厂项目——无论是传统化石能源还是核电——都会面临环保团体、地方社区和监管机构的多重阻挠。美国的环境影响评估流程可以让一个电厂项目耗费十年以上时间仍无法开工。另一方面，即便是清洁能源项目，也面临着“不要建在我家后院”（NIMBY）效应的困扰。加州在可再生能源方面走在全美前列，但其电网却经常因为峰值负荷而陷入危机，而新建输电线路的项目同样被环保和土地纠纷困住。

布坎南乐观地认为，AI驱动的能源繁荣将创造就业、加速清洁能源开发，实现“无碳化运营”。但这种叙事忽略了一个残酷现实：在美国当前的政治生态下，任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都会遭遇旷日持久的党派争斗、司法诉讼和监管审批。特朗普政府宣布的5000亿美元Stargate项目看起来宏大，但如果我们回顾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承诺的基础设施投资有多少真正落地，就不难理解这些承诺的可信度。

美国电力短缺状况（@华盛顿大学）

更讽刺的是，当前美国政治氛围下，对AI的态度本身就充满分裂。一部分人将AI视为新的经济引擎和国家安全工具，另一部分人则担心AI导致失业、隐私侵犯和社会不平等。在这种背景下，要求政府为AI产业大规模投资能源基础设施，本身就可能引发激烈的政治反弹。那些在锈带州失去工作的选民，那些被高房价和生活成本压得喘不过气的中产阶级，凭什么要为硅谷科技巨头买单，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电力来训练AI模型？

中国大陆的优势恰恰在于其政治体制能够快速调动资源实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当决策者确定AI是战略重点时，电厂、数据中心和配套设施能够以惊人的速度上马。这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治理模式的差异。布坎南的“大交易”假设美国政府能够提供类似的支持，但这个假设本身就忽视了美国政治体制的结构性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