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费困境：宏大愿景与紧缩现实

前文中已经提到的经费问题，有必要再稍微展开论述。

在科研领域，资金投入是衡量政策诚意的最硬性指标。曼哈顿计划投入了相当于今天约280亿美元的经费，动员了超过12万人参与；阿波罗计划在1960年代耗资约250亿美元（约合今天的2500亿美元），占当时联邦预算的约4%。那么，“创世纪计划”准备投入多少？

答案是：我们不知道。行政命令中没有出现任何具体的经费数字，白宫官员在面对记者提问时也拒绝给出成本估算。唯一明确的表态是，政府将“利用所有可用资源”，并寄望于国会未来增加拨款。这种模糊态度与此前那些动辄数百亿美元的历史性科研投资形成了鲜明对比。

更令人担忧的是，“创世纪计划”的出台恰逢联邦科研预算遭遇史无前例的削减。根据特朗普政府提交的2026财年预算提案，国家科学基金会面临57%的经费削减，从约90亿美元骤降至约40亿美元；国立卫生研究院将被削减约40%，即约180亿美元；NASA科学预算削减47%；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削减26%。这些削减一旦落实，将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科研人才培养体系与基础研究能力。

科学界对此的反应是一片哀鸣。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首席执行官苏迪普·帕里赫（Sudip Parikh）指出：“如果这一预算获得通过，将终结美国的全球科学领导地位……这与总统呼吁重振美国科学领导力的表态形成了鲜明矛盾。”马里兰大学生物学教授约书亚·韦茨（Joshua Weitz）则更为直接：“这将使美国的研发格局倒退25年以上，造成当下的经济与就业损失，并损害未来的创新能力。”

当我们将“创世纪计划”的宏大修辞与联邦科研预算的紧缩现实并置审视时，一幅荒诞的图景浮现出来：政府一边宣称要发动AI领域的“曼哈顿计划”，一边却在大幅削减基础科研的经费池；一边呼吁动员4万名科学家与工程师投身国家使命，一边却在解雇联邦科研机构的员工、取消大学研究者的拨款、终止研究生的实习项目。这种言行不一的政策组合，很难不让人怀疑该计划更多是一场政治姿态而非实质性的战略投入。

曼哈顿计划

即便假设经费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创世纪计划”仍面临巨大的执行挑战。该计划的核心构想——建立一个整合全国科研资源的统一AI平台——涉及前所未有的跨部门、跨系统协调。行政命令要求能源部在90天内完成联邦计算与存储资源的全面清查，120天内确定首批用于AI模型训练的数据集与资产，270天内在至少一个重大科技挑战上取得可展示的进展。这些时间表是否现实，令人存疑。

首先是数据整合的技术与制度障碍。

联邦政府的科学数据分散在数十个部门与机构之中，它们使用不同的数据格式、遵循不同的管理规范、受到不同的保密限制。NASA的太空探测数据、NIH的生物医学数据、NOAA的气候观测数据、能源部的核物理数据——这些数据资产要实现真正的互联互通，不仅需要大量的技术投入，更需要打破长期形成的部门壁垒与官僚惯性。行政命令虽然赋予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协调整合的职责，但该办公室的实际权限与资源能否撬动根深蒂固的部门利益，尚属未知。

其次是公私合作的边界与利益分配问题。

“创世纪计划”高调宣布英伟达、Anthropic、OpenAI、亚马逊、微软、谷歌、IBM等科技巨头参与合作，但合作的具体形式、各方的权责划分、知识产权的归属、数据安全的保障等关键细节均付之阙如。私营企业参与政府主导的科研项目，本质上是一种复杂的利益交换——企业获取联邦数据与计算资源，政府获得企业的技术能力与资金投入。但在缺乏明确规则的情况下，这种合作很容易演变为大企业对公共资源的寻租，或者陷入责任不清、推诿扯皮的困境。

再次是人才储备的现实瓶颈。

“创世纪计划”宣称将动员能源部旗下约4万名科学家、工程师与技术人员投身这一国家使命。但根据《自然》杂志的报道，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已导致联邦科研机构经历大规模人员流失——NIH裁员数千人，NSF的拨款评审小组陷入瘫痪，大量博士后与研究生因项目取消而前途未卜。75%接受《自然》调查的科学家表示正在考虑离开美国。在这样的人才出血背景下，“创世纪计划”如何吸引并留住顶尖科研人才，是一个严峻的问号。

深层悖论：短期政治与长期科研

“创世纪计划”所暴露的，是美国政治体制与长周期科研投入之间的根本张力。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其成果往往需要数十年才能显现。曼哈顿计划虽然在短短三年内实现了原子弹的研发，但其背后是此前数十年核物理学的理论积累。阿波罗计划的成功同样建立在航空航天领域长期投入的基础之上。然而，美国的政治周期是以四年为单位计量的，每一届政府都有强烈的动机去追求短期可见的政绩，而非为下一届政府乃至下一代人播下科研的种子。

特朗普政府的科技政策尤其凸显了这一矛盾。一方面，政府希望通过“创世纪计划”这样的宏大叙事彰显美国在AI竞赛中的雄心；另一方面，政府又不愿意承担长期科研投入所需的财政成本，而是试图通过削减传统科研预算、将负担转嫁给私营部门的方式来实现“低成本霸权”。这种思路或许在短期内能够制造若干可供宣传的合作项目与技术演示，但很难支撑起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领导力。

斯坦福大学的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研究者指出，虽然美国近年来也在尝试采用类似中国的产业政策工具，但其政策确定性与执行一致性仍远不及中国。“美国政府需要提供更强、更稳定的信号，以创造政策确定性。在政策不确定的世界里，企业不愿投资，只会选择观望。”

从“创世纪计划”的具体内容来看，特朗普政府并没有真正准备好为这场“国家使命”付出相应的代价。没有新增预算、没有明确的执行路径、没有可验证的成功指标——有的只是宏大的类比、空洞的承诺，以及与联邦科研预算削减之间刺眼的自相矛盾。

当然，我们不应完全否定“创世纪计划”可能带来的积极效应。它至少表明，美国政策精英正在认真思考如何在AI领域动员国家力量、整合分散资源、加速技术突破。能源部实验室与私营部门的合作项目，无论是否被纳入"创世纪计划"的框架，确实在推进之中。这些努力即便在缺乏宏大叙事加持的情况下，也可能产生实质性的科研成果。

但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当一个国家一边高喊要发动AI领域的“曼哈顿计划”，一边却在系统性地削弱其科研根基时，它究竟是在认真对待技术竞争，还是仅仅在进行一场精心编排的政治剧场？答案或许要等到特朗普第二任期结束时才能揭晓。但如果“创世纪计划”最终沦为又一份被遗忘在档案室中的行政命令，人们不应感到意外。毕竟，在修辞与现实之间，横亘着的不仅是认知差距，更是利益博弈、制度惰性与政治短视——而这些，恰恰是任何国家在追求技术霸权道路上最难以逾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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