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丑闻曝光后，专家们的反应如潮水般涌来，直指Meta的道德与监管短板。

诈骗专家桑迪普·亚伯拉罕（Sandeep Abraham），前Meta安全调查员，如今经营一家咨询公司，在路透社跟进报道中痛批：“Meta从涉嫌欺诈的来源获利，暴露了广告行业的监管空白。如果监管机构不容忍银行从诈骗中牟利，为什么科技公司就能例外？”亚伯拉罕的观点迅速被媒体转载，他强调这不仅是Meta的孤例，而是整个数字广告生态的系统性缺陷，他呼吁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加强干预，预计罚款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

前Meta广告副总裁罗布·戈德曼（Rob Goldman）和前反诈骗主管罗布·莱瑟恩（Rob Leathern）创办的非营利组织CollectiveMetrics.org，在《连线》（WIRED）杂志专访中进一步放大质疑。

莱瑟恩强调，诈骗广告的泛滥并非技术失灵，而是平台“对投资的滞后”。他指出，Meta在过去五年中，反诈骗团队和技术进步几乎停滞不前，尽管公司每年从这些“高风险”广告中获利70亿美元。“这些诈骗者资金雄厚、手段狡猾，不断进化以绕过系统，而Meta却选择‘定价’而非根除，”莱瑟恩在采访中说，这番话迅速被科技圈转发，引发对平台算法偏见的热议。

科技作家科里·多克托罗（Cory Doctorow）发表长文，将Meta比作“太大而不能倒的诈骗帮派”，他引用内部备忘录指出，公司明知平台卷入美国三分之一成功诈骗，却因罚款远低于收入而选择“渐进整改”。

讽刺的是，Meta正用诈骗收入资助其“超级智能实验室”。广告科技资深专家多米尼克·米塞兰迪诺（Dominick Miserandino）在访谈中感叹：“这只是在线广告的肮脏秘密——我们一直知道，但Meta的规模让它更显荒谬。”他预测，这将刺激合法广告主转向谷歌或TikTok，Meta的广告生态面临“信任崩盘”。

监管风暴与全球镜像

监管压力确实在不断升高。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就Meta平台上的金融诈骗广告展开调查，而英国监管机构指出，2023年全国与支付欺诈相关的损失中，54%与Meta产品有关。

据一份内部文件估计，Meta预计可能面临高达10亿美元的罚款。然而，另一份文件冷静地指出，仅高风险类诈骗广告每六个月就能带来35亿美元收入，“几乎肯定超过任何与诈骗广告相关的监管和解成本”。

在舆论与法律的双重压力下，Meta试图通过技术手段缓解问题。除了提高对可疑广告主的收费，公司还加强了自动审核系统的部署。然而，诈骗形式不断翻新，政策漏洞依然存在。例如，2025年4月，一则冒用加拿大总理名义发布的加密货币诈骗广告在系统中未被自动标记，最终因其他原因被撤下。内部文件承认：“当前政策不会标记此账户！”类似案例暴露出平台规则在“实质性欺诈”识别上的滞后。

这场诈骗广告危机不仅关乎技术或监管，更触及信任的根本。一位加拿大空军招募官的Facebook账户被黑客用于加密货币诈骗，导致其多位朋友受骗，损失总额超过6.5万加元。尽管她与朋友多次向Meta举报——她估计超过100次——账号仍持续活跃数周，直到至少五人受害后平台才采取行动。这类事件并非孤例，它们共同描绘出一幅平台责任与用户安全之间严重失衡的现实图景。

随着Meta将巨额资金投向人工智能与数据中心的建设，特别是2025年资本支出预计已高达720亿美元，其在平台安全与内容治理上的投入是否匹配，已成为投资者与公众关注的焦点。内部文件显示，安全团队曾被要求限制使用公司计算资源，仅维持基本运营，这与公司在AI领域的豪赌形成鲜明对比。

这不仅是Meta的挑战，也是整个科技行业在追求增长与承担责任之间必须面对的命题。从百度到Meta，尽管地域与文化背景不同，但互联网平台在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间的挣扎却如出一辙。

结语

Meta的算法每天向全球用户推送150亿条诈骗广告，让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根本性问题：在追求技术突破的同时，我们是否已经遗忘了科技本该服务的本质？

值得深思的是，Meta的内部文件显示，公司完全清楚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知道平台涉及美国三分之一成功诈骗案，明白自己的系统“比谷歌更容易用于诈骗广告”，甚至精确计算过罚款与违规收入的价差。这种“知情而不作为”的态度，暴露了当前科技治理体系的深层缺陷。

是继续在灰色地带追逐利润，还是真正将用户安全置于增长之上？答案不仅关乎一家公司的命运，更将决定数字时代的信任基础。技术可以迭代，算法可以优化，但一旦失去信任，再精密的数据中心也不过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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