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的余响

Kanazawa在博客和后续论文（如2009 “IQ and the Values of Nations”）整合辩论，尝试用“萨凡纳-智商假说”（Savanna-IQ Hypothesis）解释现代环境不匹配进化适应，导致东亚高IQ但低创造。他将辩论扩展到智商研究，称亚洲“过度成就”仅限于学生阶段。

而延续Kanazawa观点，为什么东北亚人获得如此少的诺贝尔奖，这个主题在以此为题目的论文Kura et al. (2015)中被继续讨论，几位作者用基因，如DRD4好奇心等位基因来解释东亚的低原创。

这篇论文的核心论点是，东北亚人在科学成就上表现不佳，不是因为智商低，而是因为在“好奇心”和“独立思考能力”等关键心理特质上低于欧洲人。

论文称，截至2014年，欧洲人平均每百万人获得了0.6个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奖，而东北亚人，指中国、韩国、日本平均每百万人仅获得 0.03 个，大约是欧洲人的二十分之一。

另一方面，东北亚人的平均IQ被报道为105，高于欧洲人。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等数据显示，他们在学校学习成绩上也持续优于欧洲国家。此外，在美国，亚裔学生在精英大学和各类学生奖项中的比例严重超高，这表明他们相对于其IQ而言是“超常表现者”（overachievers）。

既然智商很高，但原创科学成就却很少，作者认为原因在于人格差异，这种差异有基因分布基础。为了衡量这种差异，作者构建了一个名为“q 指数”的指标，用于衡量好奇心和独立思维能力。

该研究认为，智商（IQ）得分和指数都对人均诺贝尔奖数量有显著贡献。在分析中，当仅用IQ预测时，模型只能解释5%的差异；但加入q指数后，模型能解释19%的差异。欧洲国家在q指数上的平均分比东亚国家高出约1.4个标准差。

q指数包括了三种对于“卓越科学成就”至关重要的心理特质，这些特质由特定基因频率来代表。DRD4基因的7-重复等位基因与新奇事物寻求行为（novelty-seeking）和冲动性相关。欧洲人、非洲人中约有20-30%携带7-重复等位基因，但中国、韩国的频率是0%，日本是1%。作者声称，该等位基因可能在过去30000年中被选择性地从东亚人群中移除，可能是因为它干扰了社会和谐。

5HTTLPR基因的长等位基因能更有效地运输血清素，从而稳定情绪并减少携带者的焦虑。东北亚人携带长等位基因的频率约为20%，而欧洲人约为60%。但作者没有直接说明这种特质如何影响科学成就。

OPRM1 G等位基因与对社会排斥的恐惧有关。携带G等位基因的个体在被排斥时会表现出更强的不愉快感。作者认为，伟大的科学家必须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坚持新颖的想法，这与个人主义紧密相关。当目标由国家或组织设定时，追求个人价值会困难得多。欧洲社会具有高度个人主义，而亚洲社会是集体主义的。作者发现，亚洲人群中G等位基因的频率远高于欧洲人群。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欧洲和东北亚之间差了1.98 个标准差）限制了东北亚地区原创科学突破的产生。

这篇论文也讨论了其他可能解释东北亚诺贝尔奖稀少现象的因素，并对其进行了反驳。有人认为二战前日本的生活水平较低。但作者反驳说，如果IQ较高，为何生活水平会低？而且自1970年左右日本生活水平提高并超过西欧后，其科学成就仍然较低。有人认为东北亚人IQ分数更集中于平均值（基因同质性高），导致极高IQ的人才更少。作者认为，由于科学成就需要高智商和高指数，这不太可能是唯一的解释。

还有人推测，在20世纪许多欧洲诺贝尔奖得主出生时，欧洲的平均IQ可能高于东北亚。但作者指出，即使只看1980年后，日本和韩国的成就（日本17位，韩国0位）仍不如英国（22位）和法国（19位），即使考虑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和平均IQ。

东方的逆袭

把不同国家、族群的诺贝尔奖数量问题作为研究题目，探究原因，本身当然也可以是一种“科学”。进化心理学强调行为的遗传基础和跨文化、跨族群的差异，这一论题既符合其学术使命，又深得赢学真传。

随着近年来日本的诺贝尔科学奖数量越来越多，“50年拿30个诺贝尔奖”的愿景可能提前实现，亚洲的逆袭已经发生，我们今天再回顾上述的那些“西方学术”，就更能生出“终究不攻自破”的感慨。

日本于明治维新（1868年）开启现代化，成为亚洲首个工业化国家，到1930年代，已建立完整科学体系，甚至在二战前就产出诺贝尔级成果，如汤川秀树的粒子物理成就。饶是如此，日本的科学诺贝尔“黄金时代”主要还是集中在2000年后，迟到了太久。日本有100多年的“遗产”缓冲，允许科学家专注长期基础研究，而非赶超工业化。

按Nature Index，中国的科研产出已经全球第一，按R&D投入，韩国占GDP 4.8%也世界领先，但却都鲜有诺贝尔科学奖。韩国工业化从1960年代起步，中国科学体系在改革开放后才重启，历史积累，还没到时候。

那临界点在何时，恐怕就在中国走过赶超工业化的阶段，走到前沿，走到无人区的时候。诺奖评委，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邹晓冬教授最近在采访中表示，按照中国现在的发展趋势，诺贝尔奖已经越来越近。

她还说，中国科学家需要有发现一个空白且重要的领域的能力，能够把精力用到这个领域上，做出从0到1的工作。而不是被影响因子和文章引导，在别人已经从0到1开拓出来的领域去做那些热门的研究。此外，中国科学家应该“打出国门”，跟国外的人多交流，要“卷”也要到国际学术圈来“卷”。

前文介绍的Miller，在2006年就能看到西方学术衰落和东方创造力的崛起，转眼又要20年过去，诸君还在犹疑什么，“卷”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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