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心智观察所】

2025年，日本又获得两枚科学领域诺贝尔奖，消息传来，又引起不少国人“反思”。

大阪大学教授坂口志文荣获202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京都大学教授北川进荣获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

同为东亚文化圈，日本诺贝尔奖获奖频率井喷式爆发，在2000年后迎来黄金时代，这对中国人来说，也是值得共勉的好事。

长期以来，亚洲人得不到科学领域诺贝尔奖，被视为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日本是被归在一起的，是被欧美人当作“科学”（赢学）研究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Kanazawa与Miller的争论。

2006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化心理学家Satoshi Kanazawa和新墨西哥大学进化心理学家Geoffrey F. Miller，在《Evolutionary Psychology》期刊上展开一场备受关注的辩论，焦点是进化心理学的未来发展方向，是否应将重心转向亚洲。该辩论源于Miller对西方学术衰落的担忧，并迅速演变为对东亚创造力、文化与遗传的激烈争论。

Miller预测，西方进化心理学面临“老龄化”危机，资金短缺、学术自由受限、政治正确扼杀创新。相反，亚洲国家如中国、印度、日本具备人口红利、科研投入激增，特别是中国的GDP增长，将成为“救星”。他呼吁西方学者“转向东方”，利用亚洲的“严谨性和勤奋”推动领域发展。

Kanazawa强烈反对，称Miller的愿景“天真且危险”。他还断言，亚洲擅长工程这样的应用科学，但基础科学需“框外思考”，东亚难以产生“原创想法”。他嘲讽，若Miller生于中国，其工作将“数学化但不可读”。

围绕亚洲诺贝尔奖数量问题，两人有明确的争论。

Kanazawa的发难

Kanazawa明确表示，出于文化、社会和制度上的原因，亚洲人无法对基础科学做出原创性贡献。Kanazawa提供了一份关于诺贝尔奖得主国籍的统计数据，以此证明亚洲国家在原创性科学成就方面的代表性不足。当时，诺贝尔奖得主数量最多的前五个国家（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瑞士）均为欧美国家，截至2005年，曾产生诺贝尔奖得主的亚洲国家有九个，最多的日本也不过只有12位，Kanazawa 强调，如果将诺贝尔奖得主数量按人口标准化来衡量（相对代表性），所有亚洲国家都处于代表性不足的状态（数值小于 1.000）。例如，日本的相对代表性为0.7789，印度为0.0526，中国为0.0377。

相比之下，前四个欧美国家（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的诺贝尔奖得主数量按人口计算被高估了5到10倍，而瑞士更是被高估了28倍。Kanazawa指出，日本作为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主要地缘政治和经济大国，仅产生了12位诺贝尔奖得主，与奥地利数量相同，但奥地利的人口仅为日本的十六分之一。

Kanazawa认为，诺贝尔奖的统计数据清晰地表明，科学本质上是精英主义的，国家通过拥有好的想法而不是庞大的人口来主导科学。他总结道，亚洲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似乎缺乏好的、原创性的科学想法。

他指出，东亚专家早就将此问题称为“创造力问题”。虽然东亚人在平均智商（IQ）上略高于欧洲人，但他们未能创造性地利用其智力。他们擅长通过死记硬背吸收现有知识，因此在数学和科学的标准化测试中得分高，或改编现有技术，因此在工程方面取得成就，但未能对基础科学做出原创贡献。Kanazawa认为，正是文化、社会和制度因素的某种组合抑制了亚洲的基础科学发展。

Miller的回应

Miller在回应Kanazawa的评论时，虽然承认Kanazawa的诺贝尔奖数据是准确的，即亚洲科学家在科学创造力的这一极端门槛上确实处于代表性不足的状态，但他认为根据这些数据推断未来是非常困难的。

Miller通过回顾20世纪初的诺贝尔奖数据，对Kanazawa的预测提出了挑战。

在1901年至1925年间，德国裔研究人员在物理学、化学和医学诺贝尔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相比之下，美国本土出生的研究人员在同一时期仅获得了极少的科学诺贝尔奖（物理学1个，化学1个，医学0个）。

Miller认为，如果在1925年仅凭诺贝尔奖数量判断，当时欧洲人可能会认为美国反智主义、实用主义和政治腐败等文化因素会继续抑制美国的科学创造力。然而，美国科学最终仍然取得了统治地位。

Miller还驳斥了亚洲存在普遍“创造力问题”的说法。他引用了 Charles Murray (2003) 的研究，该研究记录了亚洲在艺术、文学和哲学领域的显著创造性成就。他特别提到，西方历史学家逐渐意识到，历史上欧洲所做的几乎所有事情，中国都做得更早、规模更大、技术更好，例如中国航海家郑和的船队规模远超哥伦布。

Miller认为，创造力依赖于一般智力（IQ）与经验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一种人格特质）的相互作用。他同意东亚人具有较高的平均智商。他引用了 McCrae (2001) 对 26 种文化进行的“大五”人格特质研究，结果显示亚洲文化的平均经验开放性得分与美国（设为 100.0）相似，部分亚洲国家甚至略高于美国。Miller认为，亚洲拥有与美国相似的“开放性”水平，加上更高的智力潜能和庞大的人口基数，其科学未来大有可为。

Miller承认，当前的亚洲教学风格通常强调死记硬背和分析推理，而不是自我表达的创造力。同时，Kanazawa认为亚洲文化具有从众性，不利于挑战现有范式。Miller反驳道，有研究表明，亚洲学生的社会化从众性是容易克服的，只需明确指示他们“要有创造力”，或强调创造力对集体的好处，这在研究生科学教育中是常见的做法。

Miller还反驳Kanazawa的“种族主义”倾向，认为东亚诺贝尔奖少系历史滞后，包括殖民/战争等原因，而非内在缺陷。日本2000年后物理/化学奖获奖增多，证明了其潜力。他赞扬东亚“渐进创新”（incremental creativity），建议西方学习亚洲的“集体智慧”，而非一味贬低。

这场辩论未止于期刊，而是迅速扩展到博客、媒体和学术圈。Kanazawa的极端表述，如亚洲“无法产生诺贝尔级想法”被指“伪科学”和“东方主义”。

Scott Barry Kaufman在Psychology Today（2011）发文称Kanazawa观点不代表领域主流。2011年，68位进化心理学家联署公开信，谴责Kanazawa的“坏科学”不具代表性，强调进化心理学注重证据而非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