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稳固，为打压行动提供支撑

佐科自2014年上任以来，利用自己的政治手腕，在各大政党间纵横捭阖，成功拉拢斗争民主党和建设团结党成为其支持政党，并借助腐败问题、行政权力威慑民主党、繁荣公正党等反对党。2019年大选之后，佐科以开放和解的态度欢迎一直否认选举结果的竞选对手普拉博沃加入其内阁，邀请他担任国防部长，从而拉拢了势头强劲的大印尼运动党加入执政联盟，进一步稳固了“朝大野小”的执政环境。

当下与伊阵联系密切的精英主要是前任官员或军官，难有实质性影响力。不过，现任雅加达省长阿尼斯仍冒着舆情压力与里兹克会面，希望为未来政治生涯争取更多筹码。但是，在国会、内阁等关键政法部门、主要伊斯兰组织以及整体社会舆情大都支持佐科的情况下，这些势力皆难以在政治上对佐科政府的行动产生阻碍，使得佐科的整治行动的政治支撑可谓稳固。

佐科（右）、普拉博沃（左），图自雅加达邮报

·军警换血，伊阵失去保护伞

印尼军方有着依靠伊斯兰组织打击左翼力量和社会异见人士的传统，伊阵的建立也得益于这一“合作”传统。不过，军队退出政治舞台以及军警领导人更替，导致伊阵的资金和政治保护来源处于不稳定状态。曾经庇护伊阵的雅加达警察局局长被索弗彦·雅可布（Sofyan Yacob）替换之后，伊阵位于雅加达丹那阿邦（Tanah Abang）的总部遭到警察的搜查，里兹克被判入狱7个月。这次挫折导致里兹克意识到政治庇护和军警部门支持的必要性。在之后的政治社会活动中，里兹克带领伊阵配合军警打压性少数群体（LGBT）和阿赫迈底亚（Ahmadiyya）组织（观察者网注：发源于伊斯兰教的宗教派别，但不为伊斯兰教主流承认），向印尼国家警察局和国家情报局局长苏坦多（Sutanto）证明了自己的价值，维持了与军警部分高层的良好关系。

自佐科上台之后，多次替换国军总司令、国家警察局、国家情报局、雅加达警察局等关键军警领导职务人选，将“梭罗帮”带入军警高层中。新任国军总司令哈迪是佐科时任梭罗市（Surakarta）市长时梭罗空军基地的指挥官，他在伊阵问题上坚定支持佐科政府。哈迪更在里兹克回国之前就对其发出警告，不要挑战印尼国军。在佐科任梭罗市长期间的梭罗警察局长里斯提约，也有望在今年成为新一任的国家警察局局长。此外，佐科已将普拉博沃拉入内阁，导致其无法公开保护伊阵。在里兹克违反防疫规定之后，雅加达和西爪哇地方警察局长遭到替换，更是相当于抢走了伊阵最为重要的“救命稻草”。军警高层换血之后，伊阵所能获得的庇护大幅缩水，使得佐科政府掌握着整治伊阵的主动权。

·疫情蔓延，行动具备正当性

里兹克回国之日，即开启违反印尼防疫规定之行。2020年11月10日，伊阵成员扎堆出现在机场迎接里兹克，之后又为其女儿大肆操办婚礼，与省长阿尼斯公开违反规定聚会，极大威胁到已经失败一次的雅加达大规模社区隔离（PSBB）政策。在接到核酸检测要求后，里兹克的行为更是让人大跌眼镜——他偷摸从医院逃出，拒绝任何疫情卫生检查。最为关键的时间节点是12月7日，伊阵成员蓄意攻击警察部队，阻碍警方办案，最终发生枪战，6人因此丧生。社会主流舆情不再同情伊阵，取缔呼声愈发强烈。佐科政府开展行动便具备了法律和民意两个层面的正当性。

里兹克对国家执法力量的公然挑战，也迫使佐科政府决心采取实质性行动。12月12日，警方以违反新冠病毒防控管制措施、举行大型聚集活动、煽动唆使暴力的名义逮捕了里兹克，他或将面临5年以上的量刑。12月15日，印尼国家警察局宣布37名前伊阵成员为恐怖分子，伊阵领导层为此惊出一身冷汗。随后，12月30日，印尼政府正式宣布解散伊阵，在这场发布会上印尼主要政法部门负责人皆出席参加，显示了佐科政府的决心。

2020年12月10日，雅加达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将里兹克列为人群聚集嫌疑人，准备实施逮捕。图自印度尼西亚商报

印尼去极端化路漫漫

印尼极端组织名目众多，加之政治经济利益交错其中，政府经常是有心无力。即使此番佐科政府宣布解散伊阵，但伊阵成员仍企图通过“换马甲”，以“伊斯兰团结阵线”的名义继续开展活动。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印尼国家的高压政策依旧无法有效威慑伊斯兰极端力量。虽然从政策工具箱来看，佐科政府还有杀招尚未使出——如完全取缔伊阵、列之为恐怖组织、切断伊阵资金来源等，但由于佐科执政已进入第二任期，执政联盟有分化重组的大趋势。对佐科而言，这些险招是双刃剑，存在激发伊斯兰民粹主义浪潮的风险。因而，强势打压伊阵所产生的政治效应难以预期，甚至恐怕会威胁佐科政府的政治生存。

究其根本是因为印尼社会高度贫富分化、失业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使得印尼宗教极端势力具备广袤的生长土壤。据2019年数据显示，印尼贫困人口达到2479万，占总人口约10%，2020年的疫情更让这一基数增加约500万。虽然印尼坐拥2.7亿人口，但未能享受到人口结构和数量带来的红利。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后发现缺少合适的工作岗位，企业也因过强的劳方权利不肯用人，资本、土地遭寡头控制大幅压缩了普通民众的生存空间。疫情、怨恨与剥夺感笼罩在贫困人口和无业青年心头，成为了极端组织的潜在动员对象。

极端组织大肆利用信仰、贩卖仇恨、制造恐慌和牟利机会，大量的贫困失业人口在缺少机会、心有不满的情况下容易受到极端组织的影响，成为其源源不断的人员和资源供给者。目前来看，佐科政府对极端主义的打压政策依然集中于供给端，缺乏对需求端的关注。如果仅依托温和派伊斯兰组织开展去极端化努力，很难有效遏制极端主义的生长，反而更可能在宗教内制造隔阂，将更多人推向极端主义。佐科政府推动的《创造就业综合法》或许能为印尼经济发展增添新的活力，但在去极端化方面的作用如何，疫情之下很难得知。

从当下印尼社会的动向来看，伊阵依旧能改头换面继续活动，如果出现新的机会窗口，必然会掀起又一番动荡。因此，如何控制极端主义在需求端扩散，成为印尼政府需要思考的核心战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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