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眼界局限在传统领域

在财经组期间，负责的编辑（香港本地人）询问我感兴趣的报道方向，我跟她说：“我们财经组现在报道主要集中在银行、地产等传统产业方面。作为全组最年轻的记者，我对金融科技、创新公司更感兴趣，这也是中国与香港经济转型中非常重要的议题，也可以借机吸引海外的年轻读者，拓宽我们的内容。”

编辑回应：“我希望你按照我们的指令来。我们这么多年一直都聚焦在香港的银行和地产上这是我们浏览量最高的版块。我们很少做金融科技的，不太有人看的，所以没必要去做。”我说：“没做过，又怎么知道没人看呢？”编辑：“你在这里，就要按我们的要求来。”

有一些话我想说却憋回去了：香港爆发出的一系列不稳定问题，很大程度来自于畸形的经济体制，新闻机构作为社会改革力量之一，也脱不了干系。正是大部分的社会资源被房地产等传统行业垄断，使得香港错失了发展成科技之都的机会，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在香港创业，宁可去深圳发展。新闻机构应当通过文字的力量去纠正这些潜在的经济结构问题，房地产大亨已经拥有了那么多的曝光，我们更应该给予那些声音较小、在为香港经济转型做贡献的人一些发声的机会。

图｜2019年阿里巴巴香港上市现场

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财经组，应付编辑指派的文章，很普通、没营养、甚至片面的短文却成了爆款。

例如，吴佩慈在香港的豪宅以低于市场的价格租给了自己的熟人，编辑要求我写一篇相关报道。我询问了多个地产中介，均表示该交易属于私人交情，价格不能代表市场整体的变化。我告诉编辑，市场没有出现暴跌，她让我继续找更多的房地产，可是仍然没有一个中介认为这是市场崩盘。我如实写下采访，却发现被房产编辑强行写成了“豪华地产迎来历史性崩盘”。编辑们看着蹭蹭蹭的浏览数据欢喜得不得了，还要给我增派类似选题。

这不叫新闻，这是按照预设进行片面操纵了，这违背了我在美国的新闻学院所学原则。后来编辑再找我写类似的文章，我都搪塞过去，心想下次再这样改我文章，请不要署我的名。

（3）报忧不报喜

按照新闻的专业原则，新闻除了有发现社会的问题的作用，任何符合公众利益的事情，无论喜和忧，都可以成为新闻。然而，有一些经验丰富的新闻工作者认为不够负面就没有新闻性。

五月份我采访了国内在非洲有业务的民营太阳能光伏企业以及光伏协会，给编辑（香港中年人）提了一个选题：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在非洲的发展没有受到疫情太多的影响。

编辑问：“全球经济都受到疫情负面影响，谁要看没影响的新闻呢？”我说：“您换个角度想想，正是因为全世界的媒体都在铺天盖地地报道疫情的负面影响，如果我们出一期关于在疫情当中依然坚韧的行业，这岂不是更吸引读者吗？大众读者也希望看到不一样的新闻，相信投资者也想看到强劲的行业。”

我还跟编辑说：“海外不少财经媒体一直有新能源领域的专题报道，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同一时期，彭博社和Quartz等著名财经与科技英文媒体做了多篇关于光伏产业在亚非拉地区的发展前景的粗略报道，但是没有任何一家外媒采访过中国的企业，海外新能源公司和环保人士是非常关心非洲这片太阳能资源最丰富的土地的，如果我们能深挖出与外媒不同的角度，会有不错的浏览量。”最后，这篇文章还是因为不够负面、不够有戏剧性而不了了之。

2.《南华早报》营收受挫，所有员工冻薪放无薪假

2020年4月《南华早报》宣布，虽然浏览量较前一年翻了番，但因香港社会不稳定和疫情，广告收入一路下滑，导致本财年严重亏损，所有月资超过2万港币的员工面临冻薪，所有员工一年至少放21天无薪假，从而削减开支。公司宣布，如果员工不主动放无薪假，下半年可能要裁员了，而且阿里巴巴不会无条件地拯救报社，这意味着企业面临自生自灭。然而员工们私下转述，在疫情发生之前，这个空降的美国华裔CEO花了4亿港币重建原本就全新的楼梯。

消息一出，比我年长的员工，尤其是本地的青年记者，坐立不安，这些员工中许多有孩子要养、高额的房贷要供，在香港这样高消费的城市里，一旦失去工作，生活不堪设想。

一些员工开始私下讨论，计划请愿要求管理层公开减薪所占薪资比例，管理层拒绝回答。有中层管理编辑透露，高层在与其谈话时说要反思投资失误导致的亏损，于是员工们追问管理层到底是什么投资，管理层没有回应。员工寻思着与企业谈判，但最终讨论来讨论去，也没有强有力的筹码可以谈判。从4月到6月，《南华早报》许多员工纷纷离职。

全球新闻媒体都受到疫情的冲击。《纽约时报》4月的报道显示，自冠状病毒爆发以来，美国新闻媒体公司大约共有3.6万名员工被解雇、暂时休假或减薪。

五月中旬，在路透社工作20多年的英国老记者、主管新人培训的编辑，相当于我们的导师编辑与直属上司，语重心长地与我们五位2019年招进来的新人说，“按照往常，新人第二年的薪资上涨很多，但现在企业困难时期，你们接下来至少一两年不太可能涨薪了。全球的媒体都受到冲击，彭博社甚至把电视演播厅都给关掉了。我当年也经历过多次经济危机，但只要度过危机，你们就会迎来强劲的复苏，那时候就有机会了。”

万万没想到，刚通完话没几天，也就是5月底，我们的导师编辑突然宣布，公司首先把高薪聘请来的他给裁了，他离开了香港，开启了退休生活。

图｜路透社老记者给新人做培训

6月初，和我同一批进公司的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的美国男生突然辞职了，他说因个人原因要回纽约；同个财经组的来自英国的年轻记者也突然辞职；香港本地组的一位年轻记者转去大学教书了；随后还陆陆续续收到十几封离职邮件。

六月初我和剩余三位新人商量，和管理层探讨一下薪资，但三位本地香港年轻人没有勇气去冒这个风险，香港是他们土生土长的地方，当下的经济形势他们也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一旁英国和爱尔兰前辈记者听到我们商讨，也加入我们，英国人说：“公司已经很仁慈了，好多公司已经开始大面积裁员了，我们只是放无薪假。要是我，我不会跟公司提任何建议，要知道英国现在疫情太严重了，一旦失去在香港的居留权，回到英国不堪设想。”爱尔兰前辈说：“你们还年轻，忍一忍。”

但是，我还是以个人的名义向高层发邮件。公文有明确写着除了升职的少数员工，其他员工都冻薪，我们从一年合同的管培生岗位到全职长期合同员工岗位应该属于升职；此外，公司要从区域性向全球知名媒体发展，新招年轻人的学历和能力普遍比老一辈的高，对青年人才的投资是合理的。我计划着如果谈得成就留下，谈不妥就走，反正合同六月到期。

正如我所料，没有谈的余地，我选择不续签合同。和一年前计划的差不多，我原本就打算先在香港待一年，合适的话继续待，不合适就换个地方。人生本身就是一场旅行，是时候踏上新的旅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