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国防、公共卫生，全都可以寻租

总统在前台大赚特赚，幕僚团队也没有闲着。从外交谈判桌到五角大楼，再到公共卫生的决策核心，一场针对国家权力的全方位“变现”大戏正在上演。

美国中东特使（兼总统助理和和平任务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堪称个中翘楚。他并非职业外交官，而是一位纽约的房地产大亨，更重要的身份则是特朗普家族的商业合伙人，共同创立了“世界自由金融”。

在以特别使节的官方身份活动期间，威特科夫亲自促成了一项重大出口协议：向阿联酋出口美国AI芯片。就在协议“奇迹般”获批的同时，前文提到的20亿美元阿联酋投资也到账了。国会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和克里斯·墨菲指出，这无异于一个外国势力向由美国中东特使和总统共同拥有的公司，直接奉上了一笔“20亿美元的银行存款”。

在国防部，金额高达1510亿美元的“美国黄金穹顶”导弹防御系统项目，被五角大楼第二号人物史蒂夫·范伯格打包给了老朋友。范伯格在进入五角大楼前，是华尔街私募股权巨头Cerberus的联合创始人兼掌门人。调查记者与国会质询揭示，在迄今为止获得“黄金穹顶”合同的公司中，至少有四家（North Wind, Stratolaunch, Red River Technology, NetCentrics Corp）是由Cerberus全资拥有或占据多数股权的。

国防部发言人辩称范伯格“不直接负责具体采购”，但负责“黄金穹顶”项目的太空军将领迈克尔·盖特莱恩直接向范伯格汇报。更讽刺的是，国防部太空政策助理部长马克·伯科维茨曾是洛克希德·马丁的副总裁，持有该公司最高达500万美元的股票并领取其两份养老金；而洛马恰好在他确认提名的前几天获得了“黄金穹顶”的另一份巨额主承包合同。

在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小罗伯特·F·肯尼迪正在向公共部门开战。上任不到24小时，他便以“清除制药企业利益冲突”为借口，强行解雇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ACIP）全部17名顶级独立专家成员，以及儿童疫苗咨询委员会（ACCV）至少一半的成员。肯尼迪在媒体与听证会上声称“97%的ACIP成员存在财务冲突”。

这场大清洗的真正目的，是重塑美国的“疫苗伤害补偿计划”（VICP）。国会多位议员联名致函指出，肯尼迪在进入政府前长期紧密合作并获得巨额利益的律师事务所Siri Glimstad，正是美国反疫苗及疫苗伤害诉讼领域最大的操盘手和利益方。

通过换上对现代免疫学持怀疑态度的政治盟友和反疫苗活动家，肯尼迪正在动用国家公共卫生机器，为与他关系密切的律师事务所及周边庞大的诉讼产业，创造源源不断的案源、诉讼标的与高额的索赔抽成。

不仅如此，肯尼迪还废除了卫生部在发放拨款和签订合同时必须征求公众意见的硬性要求，使得该部可以避开所有的公众审查，将大笔资金悄无声息地输送给在意识形态上结盟的团体、游说集团，或急于在放松监管的市场中牟利的私营医疗公司。

这已不再是简单的腐败，而是一场对国家机器的彻底私有化改造。

在美国，吃回扣不算受贿

人们不禁要问：一个高度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为何能够容忍如此明目张胆的政治腐败肆意蔓延，却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司法指控或制度性纠错？

答案在于，统治精英们进行了一场长期的、系统性的、跨越世代的努力，旨在从法律和官僚制度层面上，将“腐败”彻底重新定义，甚至直接“合法化”。在一个充满了保守派盟友和企业利益代言人的司法体系的默契配合下，美国成功地“洗白”了系统性寻租行为，使最阴险的政治贿赂变得不仅合法，而且几乎不受任何监管。

这一合法化腐败的学术与法理学基石，是由美国最高法院在2024年夏天通过“斯奈德诉美国案”（Snyder v. United States）的裁决奠定的。

该案的主角是印第安纳州波蒂奇市前市长詹姆斯·斯奈德。在其任职期间，斯奈德领导的市政府将两份总价值超110万美元的垃圾车采购合同授予了当地一家卡车公司。数月之后，在合同履行完毕的情况下，这家卡车公司向斯奈德支付了1.3万美元现金。斯奈德在法庭上辩称，这笔钱是他提供“独立咨询服务”的合法报酬。

起初，联邦检察官援引《美国法典》第18编第666条（旨在防止州和地方公职人员接受腐败付款）对斯奈德进行了指控并成功将其定罪。然而，最高法院最终以6比3的多数票推翻了这一有罪判决，确立了一个极其荒谬但对寻租者极其有利的法律区分：

他们裁定，该联邦法规仅将在公职行为发生之前、存在明确“交换条件”（quid pro quo）协议的付款定义为非法的“贿赂”（Bribes）。它并不将公职行为发生之后支付给政治家的“赏金”或“礼物”（Gratuities）视为犯罪，只要双方没有留下明确的事前交易协议。

最高法院对“事前贿赂”和“事后赏金”在法律上的严格区分，可谓是修辞学的杰作。法院假惺惺地承认受贿是“天生腐败和非法的”，但又宣称法律对“事后打赏”的处理应该“更加微妙”。

在实际操作中，斯奈德案的裁决为市、州乃至联邦级别的公职人员提供了一份极其完美、无懈可击的腐败指南。企业再也不需要冒着违反联邦法律的风险去行贿，它们只需要耐心等待，等到一项有利可图的政府采购合同、一项对企业豁免的环保法规、或者一项慷慨的税收减免政策正式落地后，再以“咨询费”、“礼物”或“政治捐献”的名义，慷慨地“打赏”那些促成此事的公职人员。

这一裁决彻底解除了联邦检察官的武装，向全美的寡头阶级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只要你们巧妙地控制好资金支付的时间顺序，美国的法律系统就会成为你们最坚固的护城河。

游说工业与选举游戏

其实，美国公职人员将政治权力和影响力变现，根本无需等待最高法院的“特赦”。因为在这个国家，早已存在一条更为成熟、更为隐蔽的权力变现通道，那就是全世界最发达的“游说工业”。

尽管纸面上的游说法律相当严厉，却丝毫没有阻碍大量前国会议员（根据2019年的数据，比例高达三分之二）和高级行政官员在离职后，摇身一变成为“战略顾问”、“政策顾问”或“历史学家”，堂而皇之地进入利润丰厚的私营游说和咨询公司。

在这些光鲜头衔的掩护下，他们从事幕后的研究、策划、监督游说活动，甚至利用自己在政府内积累的人脉，协助他人进行直接的游说接触。这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完美避开了所有联邦披露要求。1995年由克林顿总统签署的《游说披露法》，在历史上极少有执法案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仅有2014年的一起非法游说移交案件，堪称“沉睡的法律”。

21世纪初爆发的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丑闻，彻底暴露了这些法律的脆弱性。这位超级说客不仅大规模诈骗美国原住民部落的资金，还编织了一个庞大的行贿网络，腐蚀了多名联邦高官。受其牵连的官员包括：内政部副部长詹姆斯·格里尔斯因妨碍司法公正认罪（被判处罚款和10个月监禁）；总务管理局（GSA）幕僚长大卫·萨法维安因对调查人员撒谎被定罪；司法部刑事司副幕僚长罗伯特·E·库克林因接受贿赂承认利益冲突；以及劳工部工作人员马克·扎查雷斯等。

在丑闻引发的强烈公众抗议下，国会虽然进行了一轮修修补补，但效果聊胜于无。

针对“旋转门”现象，联邦法律虽然设定了所谓的“冷却期”——众议员和行政部门高级官员通常被禁止在离职后一年内游说其前所在机构，参议员则面临两年的禁令——但这些期限被广泛认为太短，根本不足以消除前官员利用其在政府内建立的私人关系和内部信息牟利的可能。

更严重的是，联邦法律缺乏跨部门的限制：一名前国会议员虽然在冷却期内不能游说国会，但可以立刻转而向行政分支或州政府进行高薪游说；行政官员亦然。

至于资本对选举的直接干预，更是世人皆知。在19世纪，腐败表现为明目张胆的政治机器花钱买选票，或政客收受实物贿赂；而在今天，这种直接的交换被法律严厉禁止，但私人资金却以“言论”的幌子，合法地主导了政治走向。

政治学者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和本杰明·佩奇（Benjamin Page）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精英”和“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实际上垄断了对美国监管权力的影响力。如果一项政策符合大众的意愿，但却违背了商业精英的利益，那么大众意志获胜的概率在统计学上几乎微不足道。相反，任何被通过的、看似迎合民意的政策，几乎无一例外地也恰好符合商业集团的利益。这种现象，被讽刺地称为“巧合式的民主”（democracy by coincidence）。

超越腐败：美式民主的“合法性”崩塌

总而言之，美国已经到了“超越腐败”的阶段。世人概念中的、一般理论中的“腐败”，已经无法形容山姆大叔的作为。企业和资本发现，通过合法途径控制监管机构的规则制定过程，比单纯地收买个别官员更能获得持久、稳定的市场垄断特权。

时至21世纪，随着最高法院对“金钱即受保护的宪法言论”这一原则的背书，以及现行联邦游说立法的漏洞百出，美国的系统性寻租已经达到了空前精密和隐蔽的程度。权钱交易被彻底洗白并合法化，当前的系统性腐败已经演变为一种深刻的“依赖性腐败”。整个政治生态在结构上完全依附于极少数富裕阶层和特殊利益集团（如制药、金融和军工复合体）的注资，导致联邦政策的供给与公众的真实需求严重脱节。

当一个超级大国的核心机构被拆解变卖，当公共行政沦为少数寡头的私人提款机时，会发生什么？

在2025年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CPI）中，美国的排名跌至历史最低点，以64分的低分（满分100）排在第29位。这个曾经自诩为“山巅之城”的民主灯塔，在清廉度上与巴哈马处于同一水平，甚至落后于乌拉圭、不丹，以及那个正在用巨额主权财富支撑美国总统私人加密货币帝国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与此同时，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长期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公众对政府“做正确的事”的信任度，已经断崖式下跌至17%的历史冰点。公民们并非愚钝，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已经被彻底俘获。维系一个社会运转的最核心元素——社会信任，已经濒临彻底瓦解。

当“看门狗”不仅被麻醉、甚至被直接“狼”所替代，当国家能力被系统性地、蓄意地降级时，国家就失去了建设基础设施、抵御重大危机和保护弱势群体的能力。一个被掏空的利维坦，不可避免地会愈发依赖私人承包商——而这些承包商，正是当初斥巨资游说并推动国家空心化的那些寡头。这形成了一个私有化与衰败的恶性循环：那些在技术、国防和数据领域拥有垄断权力的私人行为者，已经强大到令国家本身的生存都不得不依赖于他们。

曾几何时，美国人信仰“民有民治民享”。而在2026年的美国，这种信仰已经彻底沦为历史的尘埃。这个新美国国家机器的架构已经再清晰不过：这是一个由富人设计、为富人服务、并且在法律上完全免受贪婪后果惩罚的体制。正所谓：

“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义士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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