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磊杰】

历时3个月，辗转几千里，穿越6个省14个曾深度贫困落后地区，香港TVB讲述内地成功脱贫的纪录片《无穷之路》（No Poverty Land）一经播出就广受好评，不仅斩获豆瓣评分9.5的超凡战绩，更是在香港观众群中引发不俗反响，大家纷纷被祖国大好河山和国家扶贫事业所震撼，普遍感到“知道国家脱贫做的很棒，但不知道这么棒”。

究其成功原因，大体有二。其一，主持人的亲和力。启用陈贝儿担任主持人无疑是个核心加分项：有料、用心、不做作、真性情。多数时候，她的定位不只是一个主持人，更是以香港普通人的视角与受访者展开交流。没有做作的采访风，没有尴尬的提问与虚假的煽情，更像是朋友般地与每一个受访者聊天，还会发自内心地为他们感到高兴。

往往此类讲脱贫的纪录片，容易形成上下的视角落差，不自觉让人产生怜悯之情，而此片中无论是陈贝儿的引导，还是镜头的捕捉，一切都相当平顺自然，透过屏幕能够体认片中受访者的放松与愉悦。

其二，节目内容的真实感。片中呈现的脱贫前后生活环境的那种鲜明对比，脱贫民众回忆往昔种种不易时流露出的那种淳朴的感恩之情，真的会在不经意间引发观众强烈的代入感与共情意识。真正感动的瞬间，其实往往并不在于你尬且假的刻意煽情，不动声色地让人感动，才是最高级的煽情。

《无穷之路》主持人陈贝儿

虽与《觉醒年代》《山海情》以及《功勋》口碑类似，堪称年度经典，但这部由香港媒体操刀完成的作品却在“内宣”与“外宣”两个维度有其独特的社会政治效应。

一方面，源于修订《逃犯条例》的2019年“六月风波”，令香港陷入回归以来最严重、最撕裂的政治冲突。这场“风波”中多次出现焚烧、打砸、群殴等恶行，彼时以一种近乎“现场直播”的方式借助自媒体在内地民众中广泛传播，不仅彻底让人们看清了香港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反中、脱中的强烈倾向，更是激发了内地民众避港甚至厌港的情绪。

然而，在香港社会生态正获重塑的今天，曾伴随内地民众成长的TVB主动走出香港，向世界深度呈现中国扶贫成就以及背后凸显的中国巨变。这种善意取态对于“反修例风波”造成的心理裂痕，无疑具有一定程度的修补与弥合作用。

在域外媒体整体敌对或不理解的大背景下，客观中立的真实呈现往往最能打动内地民众。以日本导演竹内亮（Takeuchi Ryo）为代表的抱持同情之理解态度报道现今中国的诸多外籍人士，在中国网络上赢得普遍认同，原因便在于此。

导演竹内亮

伴随中国不断崛起而日趋理性的中国民众，在意识到中国仍存在诸多有待改进问题的同时，同样也真诚地期待域外他者可以对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以及领导这个国家的中共所做出的现实贡献做出相对客观的评价，而非总是抹黑、歪曲或选择性屏蔽。诚如一位内地网友评论的那样：“支持TVB，喜欢这位美女主持人，不是因为他们为国家做了什么，而是由此表现出来的正常人本就该有的理解、同频、真善、勇气与爱”。

另一方面，同类题材的纪录片，事实上CCTV和CGTN基本上都制作过，然而效果平平。一大原因在于这种由一国政府资助、支持并代表一国政府官方立场的所谓“1.0媒体”，在受众特别是域外受众眼中，因缺乏政治中立性与独立性而在观感上就缺乏必要的公信力。相反，此类题材转由相对超脱的香港本土传媒TVB操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有效避免此类“原罪”。

当然，单纯凭借一部可能被污蔑为“媚共”的纪录片，试图改变香港本土激进派年轻人对内地的印象并不现实。在笔者看来，此片在“外宣”层面能发挥的最大效应，应在于通过对中国扶贫成果的客观呈现，而有望影响甚至改变一直对中国，特别是中共，抱持复杂态度的一些海外华人和香港普通市民。

由于欠缺与内地民众共享的集体记忆，即便看到诸多触目惊心的鲜活画面，可能也不会首先想到那些在贫困绝望中挣扎的人是自己的同胞，也可能压根都难以领会所谓“精准扶贫”所具有的巨大意义，但是采用他们能接受的投送方式呈现一些他们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其实就已经达到目标。

虽然中共还有很多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但在其领导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十几亿人整体迈向小康社会，也是铁一般的事实。试问，世界上有此能力与魄力的政党又有几个？！

诚如新冠疫情初期，域内外对于中国的防控政策诸多指摘，可时至今日，面对中美两国因疫情而丧生的人数悬殊对比（约1：160）的客观现实，那些往日的批判者不得不承认最初的判断是错误的，至少是存在问题的。

香港“第二次回归”的核心在于人心的回归，人心的回归有赖于国家认同的确立，而承认或不得不承认某些客观现实，可能是认同逐步确立的前提。在很大程度上，《无穷之路》呈现的内地扶贫事业能取得成功，关键因素在于中央政府的主动介入与大量投入，那么这种路径对于解决困扰香港许久的社会民生问题有无借鉴意义？

传统观点认为，香港面对的是“相对贫穷”而内地的问题主要是“绝对贫穷”，性质不同自然难以等量齐观。可问题在于，从回归直到今天，针对此种相对贫困的成因、表现、构成，通过抵近观察本土学者早已做出了相当成熟的研究，同时亦给出了诸多因应之策，但吊诡的是，香港民生问题却未得根本解决。

2020年10月1日，骆惠宁与住在九龙深水埗劏房的徐天民亲切交谈。

事实上，除了“去工业化”致使结构性失业、社会“卡特尔化”掣肘民生，这两大相互作用的经济结构成因外，香港贫困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特区政府一直执持的“积极不干预”的管治哲学。

从黄洪的《“无穷”的盼望：香港贫穷问题探析》（2013）到周永新的《真实的贫穷面貌：纵观香港社会60年》（2014）再到顾汝德的《富中之贫：香港社会矛盾的根源》（2015）以及叶兆辉的《香港贫穷问题真相》（2017），四部著作的导向基本上异曲同工，虽然都触及导致香港贫困的根本症结，但却皆未提出切实有效的应对之法，而大多只能停留在“治标”层面的小修小补。

道理很简单，这些研究者期许自己提出的减贫建议最终能为特区政府接纳并落实。如将批判矛头直指特区政府，苛责并意图实质更易港府行之已久的施政逻辑，那么还如何指望施政者接纳并积极配合？

更关键的是，特区政府沿袭的仍是港英时代的技术官僚思维，这就是说即便觉悟到自身的管治逻辑存在问题，也实难指望其进行通盘彻底的“自我革命”。在这种结构性困境下，破局或许只能寄希望于外力的强大加持。

与以往港英政府类似，特区政府因缺乏足够民意授权，为实现有效管治计，工商界自然就成了政府最重要的支持力量，而在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政治路线后，中央对香港的需求，由官方对外联络的隐秘管道变为全方位改革开放的重要门户。

香港之于彼时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莫大价值，是中央维持香港政商共治政治架构的基础。这就是说，若此等基础发生重大变更，那么建立在其之上的治港政策自然需要做与时俱进的调整。

一方面，“经济增长为先”的施政理念早已发生改变，国家领导人更是多次强调“扶贫是衡量社会公平、民生福祉的温度计”，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新理念必然会影响特区政府的施政；另一方面，反修例风波后，获益于中央的政策组合拳，香港政治生态获得重塑，这为有效应对内部民生问题提供了更大的腾挪空间。

在这种情形下，在“一国两制”框架容许的限度内积极“推助”特区政府审视既有施政逻辑使之改弦更张着力解决急迫的民生问题，当为中央政府在“后国安法时代”对港政策的重中之重。骆惠宁在就任后主动走“群众路线”，关注香港底层民生，种种迹象昭示着中央在新的历史时代对港治理新思路已经渐露雏形。